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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云和尚传(19)

                  何明栋 著

钵盂庵又名迎祥寺,坐落在鸡足山南麓钵盂山下。庵宇处在两山涧之中。此处山形丰隆圆起,从四周环视,好似一钵盂置于巨人脑前,所以称之为“钵盂庵”。钵盂庵系明嘉靖年间信士陈肇建,而后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尤其是清道光年间以后屡遭兵燹战火,长期破败不堪而无人修葺。当虚云和尚率徒众进住时,钵盂庵依然是墙倒壁坏,遍地瓦砾。大雄宝殿前院坪中的茅草高能没人。诸殿之中佛像大多残缺不全,一寺没有一栋完整的殿宇。住进之后,在诸信众的资助下,虚云和尚率众人诛茅草搭茅蓬权为佛殿,每日在此礼佛上殿。僧众严行戒律,戒荤茹素,僧行僧装。没有寮房,虚云和尚与僧众一样住搭盖的茅蓬,事事为表率,常以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誓来开示众人。在虚云和尚的言传身教之下,僧众也逐渐懂得了守戒的意义和戒律的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钵盂庵的僧众能够奉守戒律,而且在其影响与推动下全山诸寺的僧众也逐渐戒荤茹素,独身僧装了。与此同时,虚云和尚主持的钵盂庵虽然寺中常是餐无宿粮,但却依十方丛林之规制行事,对十方来众皆遵法制接待之,从而打破了全山皆为子孙庙的局面,外地来此游方参学僧众也日渐增多。过了一段时间,整座鸡足山香火缭绕,梵呗悠扬,僧俗两界皆誉之为再现迦叶尊者弘法道场风貌。

却说在修复钵盂庵之初,虽然当地信众踊跃捐助,可由于修复工程浩繁,所需资金数额甚大,加之大理地处偏僻,民众贫者甚众。为此,虚云和尚数度只身前往腾冲和南洋一带募化。在往南洋募化时,经缅甸而至马来西亚槟榔屿,再至吉隆坡,应请开讲《楞伽经》期间,得到敬安和尚(即寄禅,又称“八指头陀”)等人发来催促急速回国的电报。敬安和尚等人的电报事出有因。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7)前后,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洋务派为了重振儒家教育,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教育救国的旗号下,提出没收寺院庙产以兴学的主张。光绪二十五年(1898),洋务派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刊印所著《劝学篇》,提出学堂“可以佛道寺观改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此论上奏后,光绪皇帝即诏示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正,付诸实施。第一次全国性的提取庙产兴学的风潮也就由此而起。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形势,佛教四众弟子和社会部分名流挺身而出,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据理力争以保护寺产。时为浙江宁波天童寺方丈的敬安和尚(即“八指头陀”)带头上书自辩,并且多方提出抗议。然而,毕竟是势单力孤,奏效甚微。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提取寺产兴学之风刮进云南,全省僧众联合致电虚云和尚,要他尽快回国领众维护寺产,以保存佛教。也就在这时候,又收到敬安和尚再次拍来的电报,也要虚云和尚尽快回国,共图挽救佛教之大计。于是,虚云和尚于次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节后即踏上了归途,五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的不久,虚云和尚就同以敬安和尚为首的中国佛教会的代表们北上晋京请愿。到北京后,虚云和尚与众人一道入住于贤良寺。很快,虚云和尚来到北京的消息就在京城里王公显贵中传开了。肃亲王善耆和龙泉寺住持道心和尚更是热情接待。在肃亲王善耆等人的关照、指引下,虚云和尚又一次面见了慈禧太后。没过多久,光绪皇帝下旨,停止提取寺产兴学,“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随着此谕的颁布,加之全国广大佛门四众弟子多方努力护寺安僧,没多久全国各省提取寺产之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

也就在这次晋京期间,虚云和尚通过肃亲王等向朝廷提出颁赐《龙藏》以为镇寺之宝的请求。几天过后,光绪皇帝即颁旨,钦赐一部《龙藏》给鸡足山钵盂庵,同时为钵盂庵赐名“护国祝圣寺”,诏赐虚云和尚“佛慈洪大法师”之号,并嘱虚云和尚奉旨回山传戒,又赐紫衣钵具、玉印和锡杖、如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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