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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法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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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法师传

  能海法师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熙。1886年腊月二十二日,生于四川省绵竹县汉旺场,父亲龚常一,曾在成都经营古董,后来全家迁住绵竹县城。龚常一以小商贩为业,能海法师10多岁时,父亲便把他送到一家绸缎铺当学徒。父母去世后,能海法师只有依靠姐姐为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庚子之乱后,清朝政府日益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激起每一个爱国男儿的热血沸腾。能海法师满怀青春热血,弃商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刘文辉等同学。能海法师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毕业后就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不到一年,就升任营长。1909年,能海法师被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当时,朱德正在该堂上学。解放后,能海法师在北京见到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追怀这段师生之谊,说:“别来将近40年,老师的面貌虽老了些,但精神还和早年在云南时差不多,可喜可贺。”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政局动荡,政府不断更迭,先是督军赵尔丰退位,蒲殿俊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任都督,接着尹冒衡平息兵变杀了赵尔丰继任都督,扩编了军队。能海法师随着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任第四镇管带(营长),在成都驻防,后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

  19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能海法师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听佛源法师讲经,大为醉心,遂拜在佛源法师门下为弟子,开始热心地研习佛法。

  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战火遍及全川。人民在战乱之中受尽苦难,而军阀只想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互相残杀,互相吞并。刘湘在混战中一升再升,由营长升为军长,以至川军前敌总司令,为了巩固军队基础,把原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尽量招纳进来委以重任。能海法师也被招到刘湘部下。这时,能海法师已开始信佛法,不愿当带兵官,只任了幕僚职务。刘湘派他以该部顾问名义,去北京与各方周旋。能海法师常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1915年他还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实业,与此同时,他对日本佛教盛行颇有感触。回国后,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名师,研习佛法。在北京时,他经常诚恳地向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佛学家张克诚先生学习唯识之学,每天徒步往返40里。1921年以后,他辞去外务,在成都少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1924年,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取法名“能海”,剃度后即到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当时39岁。

  能海法师由军官成为佛门弟子,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他早年在陆军速成学堂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后来,川军中拥护袁世凯的将领反对国民革命,积极出兵作战。速成同学中同情国民革命的被杀不少。能海法师看到昔日同窗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内心悲痛,转信佛法。另外,能海法师家庭不幸,厄运连起。他元配夫人庄氏早逝,留下一女,后娶张氏,又娶庄氏之妹,生下一子,和他感情很好,没想到会一病不起,这使能海法师陷入极度伤感之中。他受到政治、家庭两方面的刺激,一遇到“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佛家妙旨,便萌发了剃度出家的念头,以便解脱内心的苦恼而发心向佛,以期“自利利他”。

  能海法师受具足戒后,在宝光寺住几个月,一面学习戒律、禅教诸宗,尽涉堂奥;一面积极准备赴西藏学法。在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学习藏文藏语。1928年5月能海法师进藏学法,历时4个月,于9月抵达拉萨。旅途备受艰辛,到拉萨后,即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萨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约10年之久。学习成绩优异,康萨对能海法师戒行精进,尤为赞赏,把自己用的衣、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这说明康萨已认定能海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

  1936年,能海法师离开西藏;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回到祖国。能海法师先在上海讲经,继赴五台山广济茅篷闭关。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为弘法准备,并在上海、太原等处多次讲经。“七七”事变爆发后,能海法师率弟子20余人返回四川。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请其住南郊近慈寺。寺为文殊院下院,年久失修。能海法师率弟子数十人来到近慈寺,惨淡经营,不但复其旧观,还先后建成威德殿、大师殿、藏经楼、沙弥堂、译经院、金刚院、方丈寮等建筑,蔚为一大伽蓝。在这里,能海法师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僧人闻风前来学习,其中有许多成为能海法师的著名弟子。当时许多军政要员,作为在家居士,也有不少前来听讲经说法。能海法师讲经,因其教理圆融,人情练达,又具有辩才无碍的素质,深入浅出,妙喻横生,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故能摄引上中下三根都能各得其趣味,所以,听众非常踊跃。

  能海法师在近慈寺的日课和戒行,都是非常严谨的。不仅绝对素食,而且还实行过午不食,每天早晨3点钟便到大殿上座,开始讲经,或在讲经前先讲一些寺内的事务问题,约两小时讲毕,下座后进早餐。上午9时至11时又上座讲经,12时前进午餐。午餐后是会客时间,下午有时也讲两个小时经,不讲经则译经或静坐。傍晚有时同居士们在寺内园林中散步谈天,前半夜静坐。总之,全日夜在榻上时除静坐修止观外,如微有倦意,也只能盘腿靠靠,绝不容许倒头大睡。多年如此,没有毅力的人是不可能办到的。能海法师带头这样做,也要求全寺僧众都谨严地完成这样的日课。

  绵竹云雾寺是能海法师每年夏天都去的静坐之地。他静坐不在寺内,而在另修的茅篷内。静坐不是简单的事,而要按功夫深浅分为几个等级,不仅课目不同,而且场地也有区别,必须达到一定的等级者才能在茅篷静修。可以随他去习静坐的弟子能坐茅篷静修者不多,其余功夫浅的只能在寺内静坐。

  1940年,康萨格西愿意来内地弘法,能海法师亲自去迎请,再一次入藏。康萨因病没能来内地,把自己的衣钵、法器尽授能海法师,嘱其回到内地弘传其法。于是,近慈寺道场成为沟通汉藏佛教中心。藏僧来成都,必朝近慈寺,对道场风规,均甚赞叹。能海法师建立译经院,自题门联云:“通圣言而遍寰宇,导世界以趋大同。”能海法师致力于汉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能海法师说法49年,影响遍及国内外。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函请他去美国弘法,能海法师没有去。林森亲题护国金刚道场匾额,能海法师视之漠然。蒋介石曾派人邀请能海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以后又征聘他加入“陪都宗教联谊会”,他都毅然拒绝。能海法师不仅深于佛法,而且对政治很有见解,绝不随波逐流,图谋虚荣。他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的事。他常说:共产党拯救人民大众出苦海,这是好事,我们佛教徒应该拥护。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从上海来到近慈寺,对大伙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能海法师知道后,立刻叫当事人把他赶走了。有一次,能海法师在彭县修舍利模型塔,彭县住着一些起义军,共产党的代表也住在彭县,县城十分宁静,人们都高兴地议论解放的事,能海法师也高兴地和大家谈论着,监工修塔的僧人跑来对法师说:“赶快把塔顶安上吧,不然共产党来了……”没等他把话说完,能海法师就生气地说:“来了怎么样?中国人嘛,又不是外国人。”

  能海法师相信中国共产党,还尽力帮助共产党。有一次,他不顾旅途劳累从彭县赶回成都,设法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共产党人王干青。他们同是绵竹老乡,也是好友。可是,当天晚上,王干青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后来,能海法师专门为这些死难烈士念经,以示超荐哀悼。1948年,有个叫成佛的僧人,国民党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将他抓走,能海法师千方百计托人把他救了出来。

  成都解放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来见能海法师,商谈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能海法师给西康、西藏的友人写了一封信,说明共产党保护宗教的立场,要他们配合进藏部队,和平解放西藏。同时,能海法师建议进藏部队要执行宗教政策,还建议把班禅接到北京。不久,西南军政委委员会来信要能海法师一同随军进藏。能海法师虽因年老体弱未能同行,但派了刚从西藏回来不久的弟子隆果随军进藏,做了不少工作。

  全国解放后,能海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12月,出席过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会议。取道莫斯科,经蒙古回到北京。

  1953年,能海法师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造林,定居于中台下五里之清凉桥。此地处于高寒地带,能海法师已届70,但译经讲律,老而弥笃。常率僧众与山上农民通力合作,修渠植树。1955年,赴新德里参加亚洲和平会议,取道仰光回国。

  1966年,能海法师在五台山碧山寺圆寂,享年81岁,遗骨塔建于善财洞侧宝塔山麓。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题塔铭,文曰:

承文殊教,振锡清凉。
显密双弘,遥遵法王。
律履冰洁,智刃金刚。
作和平使,为释宗光。
五顶巍巍,三峨苍苍,
閟塔崇岳,德音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