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下可惹了祸。当地那些以种烟为生的烟民们造反了，将他的住处团团围了起来。游县长不知如何是好。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何这样一个是非明了的事，做起来会这么困难？
幸好当地有一位头人，一直很佩服他的人品和学问，听说之后，马上派人来解了他的围。
父亲再次返回成都，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政府官员不但没有表彰他，反而觉得这个人书生气太重了，实在是不能做官，再也不愿用他了。那位杜秘书长听了，也不好再去推举。
就这样，父亲离开了仕途，从此再也没有做官，而是继承了世代家风，重新拿起了教鞭。
好在乐山人民很看重他，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好先生，是个有学问的认真务实的秀才，聘请他为乐嘉中学的董事兼老师。他就一直在那里教书，直到解放。
第四章 走向佛门
佛教传入中国后，分流出很多个宗。主要是教、禅、律、密、净五大宗。五宗里，以净土宗的修行方式最为简单易行，称之为易行道，因此也最为普及，通常只须念《佛说阿弥陀经》就可以了。它倡导的是往生净土法门，意即向往佛所居住的清净无染的世界。
隆莲从小受外婆的影响，外婆常念《佛说阿弥陀经》，是修的净土宗。因此隆莲最初发心学佛时，亦是修的净土宗。后来师从昌圆法师出家，昌老法师亦是净土宗。爱道堂名为“十方念佛堂”，亦是净土宗。但正如隆莲法师自己所说，三、四十年代往来成都讲经的著名大法师，多为密宗学派，他们学问深厚、戒行精进，深深地吸引着她，使她逐渐倾向于密宗学派。
近代佛学家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学的特质是禅。但这一点在四川却有所不同。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密宗在四川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民国初年以后，藏传密宗在四川比较兴盛。其原因大概是四川与西藏相邻，不仅有较多的汉僧进藏学习密法，亦有许多的藏、蒙名僧来四川传播密法。
故隆莲在走进佛门之前，就已开始接受灌顶，修持密宗。但她并不强调这一点，她始终认为佛法是一味的，关键是学习其根本精神。因此出家前后，她都始终将弘扬人间净土视为己任。
少城佛学社
佛教最初传入成都的年代不详，大约是在三国时期。东晋以后四川比较安定，诸帝大都好佛，使其地方官吏受影响。当时益州（即成都）刺史即以礼佛而出名。这些条件便吸引了大批僧人入蜀。后1千多年几经兴衰，但仍留下了浓厚的佛文化传统。
成都的官吏和士大夫大多信佛，庙宇也非常之多。据史书记载，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成都的佛教庙宇还有近二百所。最著名的是文殊院、宝光寺、昭觉寺、大慈寺。
到了民国初年，成都的佛学又开始兴盛，一些居士们发起的佛学社纷纷成立，仅成都市区就有六、七个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少城佛学社。
1916年，成都一些信佛的居士曾子玉（私塾老师）、黄肃方（佛学心理学者）、皮怀白（历任县长）、龚缉熙（军界要人）等人，创设了佛经流通处。后邀请重庆天宝寺方丈福元法师莅蓉，在提督街三义庙讲楞严经，收皈依弟子300余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成都佛学社。因社址设在少城公园，又称少城佛学社。龚缉熙（出家后名能海）担任经理。
当时四川著名的佛学家刘洙源从北京经科大学学成归来后，在成都自办了一所离明书院，教授古文和经学。龚缉熙（能海法师）就请他将原来的课余讲经处移到少城佛学社来。刘洙源先生欣然应诺，此后就担任了佛学社的说法师。他以其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卓越的佛学见解征服了大家，于是听经者日众。
此后佛学社一直以研究佛法、普和群伦为宗旨。那时学佛的居士，大多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少城佛学社客观上就成了一个达官贵人聚集的场所，学佛成了一种时尚。以后，几位做生意的居士又相继资助了一些钱，用来维持佛学社的开支，经常邀请一些著名僧侣来此说法。1924年大勇法师自日本归国后，也曾到此讲经。30年代后，法尊法师、王恩洋居士，还有西藏喇嘛东本均曾来此讲经。因此佛学社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场地，几把竹椅一个讲桌，但一些在成都颇有地位和影响的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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