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16)

牟秀云 著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夜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队驻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违心的按蒋介石的旨意命令部队不予抵抗，东北军10多万人撤入关内。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不到半年，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欺压凌辱，过着非人生活。东北沦亡后，东北人民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我现在还记得那首反映东北人民流亡生活的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别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曲时，心痛碎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者恨得咬牙切齿。

（三）独裁者丧尽民心

由于全国人民对蒋介石不满、憎恨、反抗，蒋介石为了镇压人民和革命的共产党人士，1931年，蒋介石设立中华复兴总社，自任社长。“复兴社”下设党干部、书记、常务、监察（实际上是特务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其下又设组织处、宣传处、监察处（处长戴笠兼任）、训练处。1931年7月，我被派到南京复兴总社登记组，委派我当组长兼任组织组长。我被蒋介石接收为复兴社社员，主要因为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该社社章和誓言规定，社长蒋介石决定一切，社员对社长绝对效忠，凡违反誓言者，罪受极刑。这是典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复兴社直接秉承蒋介石旨意进行暗杀、绑架和盯梢等等，以对付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是个打手队，没有人身言论自由。戴笠任特务处长，是蒋介石的特务总管，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都怕戴笠三分。复兴社具体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及“安内先剿共”政策，暗杀共产党人。蒋介石是法西斯鬼魅腹中脱胎的产儿，而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高级匕首。从1925年“五卅”惨案开始到1930年，蒋介石由原来单纯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封建主义大独裁者，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军阀。蒋介石以建立自己的王朝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什么国土民命、国家主权均在其次。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向中共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前后共用兵力170余万人。前四次蒋介石惨遭失败，其原因是红军采用避短扬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巧妙地打击了蒋军。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这一次“进攻”蒋介石胜利了，这一次的胜利不是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取得的，也不是庐山军训团开办的结果，而是斯大林令中央红军打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被蒋军碉堡合围战术围在核心而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突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2月对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及到陕北后的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和围攻，共用军队35万人左右。而中央红军则从10万人减到7000人左右。蒋介石积极反共，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三次进攻，在第三次进攻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向华清池行进，要向蒋介石直接请愿，蒋介石立即命令在华清池的张学良“学生如不听话，可以用武力制止”。很多爱国学生遭到杀害，激起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对蒋介石的反抗，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