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佛教徒与地球上有良知的所有人们一样,渴望全球的和平和安全,就像小草渴望阳光,鱼儿渴望水。但是,当我们站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支点上方,往下探望,我们会失望地发现:这个地球,充盈着躁动和不安。局部战争、军备竞赛、地区冲突、民族矛盾、教派纷争、种族歧视、邪教猖獗、恐怖主义、贩毒吸毒、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扩大、高科技犯罪、公职人员的腐化、艾滋病横行等等人类社会的缺陷和病态,像黑色幽灵,直接间接、处处时时地向这地球上早已脆弱的和平和安全,发出了强劲的挑战。
佛教是一个和平并致力于和平的宗教。释迦牟尼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通过克服内在的躁动和不安、缺陷和病态,达到内在的和平,从而脱胎换骨,获得解脱和自由,成为幸福的觉者。因此,和平之于人类的重要价值,佛陀有着深刻的体会。如何致力于人类的和平,佛陀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和平的话题,佛陀有着充分的发言权。
佛陀教导我们:世界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是一个整体。各种关系,在时间上因果相续;在空间上,彼此互依。人、事、物面面相摄,层层相叠,互相牵扯,互为因果。个体的命运与全体的命运,紧密相连,生死攸关。维摩诘居士就说,自己与众生一体,众生病为己病,己病为众生病。个体无法在孤立中生存,无法在不协调中发展,他只是重重无尽世界网里的一个点。因此,世界的关系法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共荣才能共生,共生才能共荣。
佛陀还教导我们:所有众生,皆有佛性,原本圣洁,一律平等。这平等不仅是指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不同人种,而且超越人类,普及宇宙一切生命。
为此,佛教要求我们:在与自然、社会、众生的关系中,我们要相辅相成,和平共处;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爱人如己,勿相残杀;要互相尊重,不可相互轻视;要互相信任,不要互相猜疑;要捐弃成见,握手言和;要破除自我,放弃自私;要有平等心,不要有分别心;要互相了解,不要各自封闭;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佛教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因为战争意味着杀害。佛教强烈反对杀害生命,包括人类和低级动物。认为:众生如我们一样,都怕受到伤害,因此,要将心比心,给予广泛慈悲,给予怜悯。宋陆游诗云:“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大智度论》说:“诸罪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触犯杀戒,灭绝人禽生命,自杀,教他杀,喜他杀,助他杀,同罪;死堕三恶道,及生人间,多病短命。”
佛陀说:“杀动物作祭品,将导致世界的非正义。当杀动物时,神都会痛苦地吼叫。”认为战胜者将被战胜,杀人者终被杀。战争虽有正邪之分,但没有值得称赞的战争。他甚至认为,士兵战死沙场,杀一人欠一命,杀十人欠十命,因其欠下的命债,将使之无法生天。
佛陀拒绝任何形式的战争,因为无论何种形式的战争都摧毁了人类、众生,摧毁了村镇。他认为,战争是通向苦难之路。不会有战胜者,只有战败者。所谓的战胜者,徒增傲慢;所谓的战败者,沉溺于忧伤。而且,没有永恒的所谓战胜者,失败紧跟着所谓的胜利。要想生活得安详和平,必须放弃所谓的胜败,放弃战争。
佛陀常说:战胜千人千次,不如战胜自己一次。最伟大的战胜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残酷心、不平等心、贪婪心。佛教以为,战争非战争所能制止,即使一时制止了,也将埋下另一场战争的种子,因为征服引发了仇恨,仇恨又引发战争,形成战争的轮回。仇恨不能止息仇恨,仇恨要用善意才能化解。
佛陀说:以柔胜刚,以善胜恶。所以,人生气时,你要冷静。
强者忍弱者是了不起,弱者忍强者更了不起。中国禅僧寒山问拾得:世间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禅僧拾得回答: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且去看他。这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佛陀说:真正的胜利,真正的伸张,不是战争上的征服。赢得战争,不能赢得和平;赢得和平恰恰是通过避免战争。他说:“非战非暴力,引向胜利。”中国古语也说,自古知兵非好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最为上乘。
佛教提倡:胜利要来自漂亮的语言,冲突要由语言—谈判去协商解决。佛陀说:“言词的说者,以舌头为武器,创造了真正的和平。”
基于战争、暴力的非理性,佛陀要求当权者和平治国、治世。他曾对波斯匿王说:“王者应爱民如子,勿以权势压人,生命平等,没有什么贵于生命者,要克制自己恶习,宽大待人,不把自己幸福筑到别人的痛苦上,要帮助苦难者,安慰烦恼者,救济有病者,王者为众生谋福,非众生为王服务。”又说:“王者以正法治世,不以刀杖,会得安稳。”据佛教的看法:“圣者不杀,常护众生”,转轮王也是不使武力,放弃武器,不伤众生。
佛陀不仅反对直接的战争,也反对从事武器制造、经营。他认为武器的增多,先进,众生的受威胁也就增大。他认为,智慧、圣洁、超越战争才是最锐利的武器。他甚至要求其弟子们少谈论战争、少谈论武器,说那没有意义,徒增暴力倾向,鼓励了战事。他说,你遇君王,别与他说什么荣耀、军队,但说死亡。曾经佛陀一度反对僧人与军人关系过于密切,认为僧人象征和平,军人象征战争。和平的精神,也落实到了僧团中。他教导弟子,要“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认为和合、清净,安乐为僧团三大美德。
佛陀不仅在理论上,提倡和平,反对冲突、战争,在实践上,也是身体力行的。佛陀出生于刹帝利种姓,该种姓属武士阶级,从军、征战,是他的义务。但是,佛陀拒绝了这种义务,出了家,成了一个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不仅如此,他成佛后,还回到家乡宣传非暴力主义,致使刹帝利种姓的许多人放弃暴力,追随佛陀。
曾经,琉璃王三次带大军要去攻打迦毗罗卫国,佛陀三次亲劝琉璃王,要他罢兵和解。又有一次,拘利族与释迦族人在争夺水源,准备为水一战,佛陀阻止他们说:“以血换水,请问水贵还是血贵?”两族人听后终于省悟,放下干戈。
《普贤行愿品》说:“众生至爱身命,诸佛至爱众生,能救众生性命,则成就诸佛心愿”。记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1875一1965年)在其《敬畏生命》文中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至此,我想到了印度圣雄莫汉达斯·甘地, 他以佛教的慈悲力量,通过不伤害敌对者却自甘受害的方法证实了真理,证实了慈悲的强大力量。他的忍耐和怜悯避免了敌对者犯更大的错误,他的不报复,最终感化了敌对者,他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终于把外国殖民者赶出了印度。这是佛陀以善胜恶、以柔克刚、以和制胜的理论实践成功的生动例证。
战争和冲突并非不和平的惟一祸害,接着,我们将要提到的人类和社会的种种缺陷和病态,都是不和平的动因。
由于业力、肤色、境遇等的不同,人类有了种族、阶级之分。但是,佛教说,众生皆有佛性、本质平等,无有差别。因此,各人种、各界别,是一律平等,无有高下。
古印度有四种姓之分,婆罗门种姓,可以高高在上,享有荣华富贵;首陀罗种姓,只能作牛作马,受尽苦难。佛陀反对这种姓制度。他让种姓制中不能受教育的人去受教育,让没有宗教信仰权的人去信仰宗教。他说,雨洒大地,普施芳草,没作分别,因此,要慈悲、要平等、要互敬互爱。
2500年后的今天世界,我想说,各民族、各种族,都是天赋的宝贵遗产,是过去世界的证人,是现在世界的主人,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大家都有着同样红色的血液,是同一片蓝天下的兄弟姐妹。
由于道德堕落,加上社会的种种缺陷和病态流行。近几十年,邪教纷纷出笼,颇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像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丧心病狂,放毒气于地铁,使千余人受伤害。在我们中国,邪教法轮,盗用佛教名词,利用佛教,又对佛教进行歪曲,攻击佛教,亵渎佛教,
使大量误入歧途的信徒身心受害,造成相当数量人员的死亡和精神错乱。在佛时代,也有不少谬误的学说横行,佛陀毫不留情地给予批判和抵制。这表明了佛陀对邪教邪说坚决破除的严正立场。
百年之前,中国的林则徐等就大声呼吁禁烟。时至今日,毒品仍在世界上声东击西,禁而不止,它摧毁吸毒者身体、财富,甚至灵魂。成了社会的毒素。佛陀反对生产、经营毒品,甚至与之有相通之处的酒类也同被禁止。他认为,毒品弱化了人类的机能,扭曲了人类内在优良品质。
佛陀早就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好生态,保护好环境。他要我们放生。他认为植物也有生命,不可损害。
佛陀曾经对雨势大臣讲的七种可以兴国的国策中,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护好树木花草。佛教的古寺,都是在绿树掩映中。
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贫富差距悬殊,扭曲了人们的灵魂,富者因此不自觉地生出许多优越感,傲慢起来;而穷人,也因此越发自卑,越发怨恨,导致了他们之间内心的潜在矛盾。一旦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矛盾的火星终有一天要酿成大火。佛陀鄙视对物质的贪婪,但鼓励争取获得日常必需品。他反对贫穷,认为绝对的贫穷会导致种种罪恶的产生。他反对贫富不均,他的“利和同均”之教导,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艾滋病产生于非洲大猩猩,但人类也把自己降为低级动物,吸毒、淫乱,因此,更成了艾滋病攻击的目标。佛教反对吸毒,更反对淫乱。基本五戒中,第三戒就是戒禁淫乱。认为淫乱,不仅伤害了自己的身心,也损害了社会公德、家庭及妇女,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进一步,使当事人不得解脱。
相由心生,战争和乱象不会凭空而起。佛就说:战争源于内在贪欲,源于优先权。他说,君王征服世界、拥有山海,没有满足,引起战争。又说:“无明为本,母子共争,父子兄弟亲族共争,王王共争,民民共争,国国共争,以共争故,以种种器杖相向加害。”人类社会的种种缺陷与病态,其源头,何曾不是如此。
可见,人类面临的危机,归根到底是人心的危机。心病要用心药治。佛陀以为:要想彻底根绝战争及种种世间乱象,那么,熄灭人心的贪瞋痴,提高其内在品质,是根本性的途径。人间和平,以心地和平为基础,两者兼之,才是究竟的和平。这些精辟的见解,让我们在危险中看到了希望,为我们争取世界的和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摘自《福建佛教》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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