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所证之道及如何证道同样重要。佛陀成道特别之处在于这两方面的融合。佛陀觉悟到永不休止的快乐亦体认到这种快乐是可以由人们所达至的。在成道过程中所付出的人类的努力最后亦要专注于了悟这种人类努力的本质。我们应从善巧的业力及缘起双生的法则充分了解我们所作出的努力，从而我们明白所付努力的功效和局限。我们亦可以掌握到八正道的正精进可以突破这些局限，直达不死的大门前。

佛陀曾在开示中描述证道的经验。首先要了知正法所说的因果规律，即缘起双生的法则。其次要了悟涅槃的道理。在其它开示中，佛陀描述了到达缘起双生的洞见的三个阶段。即首先懂得自己的过去生，其次了解众生的往生及再投生，最后洞悉四圣谛的道理。前两种的知识不是佛陀最先拥有的。历史上早有其它具有神通力的人拥有这种知识。不过佛陀对第二种知识有一种特殊的理解。他洞察众生因身语意所具的不同道德价值而投生善恶道。故心的质素会带来不同人所经历的不同结果。

这项洞察对佛陀的心带来两种影响。首先，他彻悟到轮回再生的不足取。尽管众生多么努力想取得安乐与满足，但是在轮回中一切都只能是短暂的。其次，佛陀洞悉到心的质素对轮回的影响。于是他专注于当下的心如何导致轮回的产生及消解。这样，佛陀就能证悟四圣谛和缘起双生的洞见。同时佛陀洞察到五蕴是构成“我”的要素亦同时是导致轮回的因。透过了悟道理佛陀同时了解到止息轮回的道理。轮回止息后只剩下所谓涅槃，即不受条件约制的，没有外相的意识，也就是无死的状态。

当我们探索佛陀的成道经验与以往的“证悟”经历有何关系时，我们须谨记佛陀的话语：首先有缘双生的道理，然后才达至涅槃。如果没有对业果的认识及未能体认业果法则的运作如何使我们了解法则的存在，则任何寂静与无边的证悟都不是佛陀所取得的证悟。真正的证悟包括持守戒律与因果法则的洞见。

那么佛陀成道对身在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四点是比较突出的：

在走向证道过程中，业果法则使我们充满能量。这法则意味着我们所做、所说和所想的都具有重要性。反而从世界历史、地质学或天文学中我们只能了知全部人类的成果只是过眼烟云，终归都是不足取的。佛陀的证悟使我们清楚知道生中每一刻的抉择都会带来后果。我们并不是身处异地的陌生人。世界既塑造着我而我亦在改变世界。我们自己有能力可以为自己的体验负上责任。因此，我们当可以更坚固的平等心来面对所有的经历。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生命中的遭遇是自己一手做成的，但同时我们不会有罪咎感的干扰。因为每一个新的选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佛陀的成道经验告诉我们善与恶不仅仅是社会上的约定俗成，而是世界构成的机制的一部分。尽管我们有自由设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们却不能改变决定善恶行为的法则，亦不能干预业果法则的运作。故此当我们身在业果法则之中时，文化相对主义不会有任何位置。因为有些行为的本质是如此的不善巧，如果我们执意作出这些行为就只能说明我们的愚蠢。

佛陀曾如此描述他的证悟：“无明已断，正见已得，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已经出现。这都是具正念的，精进的和有决心的人一定能做得到。”换言之，佛陀通过培养我们都具有的素质（即正念，精进与决心）就能取得解脱的智慧。如果我们愿意正视这事实所蕴含的意义，我们便会发觉佛陀的觉悟是对我们整个价值系统的挑战。涅槃既然是可能达至的事实迫使我们重新估量生命的目标。最明显不过的是如果生命只为挣得财富、地位及感官享乐，其结果只能带来心灵的匮乏。更进一步我们须审视我们的文化所推崇的所谓“有价值”的目标，如社会人士的认可，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为这个地球领航等。这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导致痛苦。聪敏的人知道只要事物都是缘起双生的，则它们都不会是安乐的泉源。如果真的有涅槃而它又真的是唯一的可依赖的快乐，则明显地我们要投入我们的努力与所有的心灵资源来趋向它。

即使有人未准备作出上面所说的全力投资，佛陀的觉悟保证了快乐来自培养自身内值得培养的质素，如仁慈、敏锐、平等心、正念、决心、信心与智慧。这个信息与世界告诉我们说要达至快乐就要长养不值得长养的质素如攻击性、掠取地盘、不诚实等的看法是如斯不同。只是这一点就能使我们的人生重订方向，亦可改变我们对时间精力的投资方向。

佛陀成道经历为我们订下了重新估量自己所属文化的标准。相反，我们所属的文化不能作为评估觉悟的基准。这不是一个选择亚洲或西方文化问题。佛陀的成道为当时印度的文化设定带来了挑战。而即使在所谓的佛教国家里，真正的佛教的修行总是与主流文化反其道而行的。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如何用永恒、无边与无际的快乐来估量日常牵挂的课题。而我们的日常牵挂总是被时间、空间、老病死所左右着。所有的文化皆受有限与被制约的事物所桎梏，而佛陀的证悟则超越所有的文化。这是无死的安乐所带来的挑战，为佛陀时代的人带来了解脱。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项挑战，我们同样亦可以得到解脱。
　　　　　　　　　　　　　　　　　　　　　　　　　　　　（摘自《福聚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