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佛教智慧，促进科学发展 ①

学诚法师

科学发展观既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又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既根植于古老辉煌的华夏文明智慧，又吸纳了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既一脉相承地把握了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又与时俱进地将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既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又追求世界人类的和平、安宁和幸福，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世界人类发展的高度，谋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抱负和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超凡智慧，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及时指明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方向、目的、路径和领导力量，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巨大、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社会作用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强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十七大的号召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人心，鼓舞了我们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干劲。我作为一名佛教界的政协委员谈谈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应如何行动才能契合佛陀本怀，不辱时代使命。

一、充分发掘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所蕴含的文明智慧，因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予以阐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资源，使其契合佛教慈悲济世的伦理本怀。

两千多年的中国佛教秉承大慈大悲的伦理精髓，不断融会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形成了关怀人间、关切民生、关心社会和关注民族兴衰的独特品格和大乘气象，积累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丰富精神资源。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使其泽被当代、利益众生。

从善去恶、劝善止恶是佛教对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引导。中国佛教以佛教经论为依归，深度契入中国社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化导众生从善去恶，经历代高僧薪火相传、一以贯之的理论营造和四众弟子长期不懈的践行努力，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对净化人心、止恶向善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

慈悲平等是中国佛教处理人际关系和人类与其他有情众生生命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佛教的慈悲是指给予众生喜乐、解除众生痛苦的动机及行为，即“与乐拔苦”。“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中国佛教紧紧把握佛教的这一根本，并在不同时空因缘下，契合本民族本时代特色予以阐扬和发展。如中国佛教把印度佛教的不杀生演绎扩展为放生和素食。唐朝道世指出：“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把慈悲视为佛教存在的前提和根本。自利利他是中印大乘佛教对印度小乘佛教的理论发展，中国大乘佛教认为“自他不二”，冈波巴大师说：“对众生缺少悲心，所以不立志去行利他之事，这就是小乘的作风”，因而中国佛教认为损人必损己，因为损人造恶因必将给自己带来无穷恶报；反而利他必利己，因为利他种善因必将给自己带来无量善报。同时中国佛教认为行善积德、积集福德资粮是成圣成佛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而以清净之心利他，不求回报，无怨无悔为众生奉献，构成中国佛教的本质特征。它成功地把自利与利他统一起来，以利他作为自利的先决条件，自利必先利他，不利他无以自利，因而利他就是自利。只有利他（利益众生）才能自利（实现自我的解脱和觉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佛教劝善止恶、慈悲济世、利益众生的伦理基础是建立在众生皆有佛性因而众生平等的理念之上。这是一种普遍而无差别、根本而彻底的平等观。它决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和怜悯，决不是一种自居优越的同情和布施，而是把所有众生视为与己同体的“同体大悲”，是不带任何条件、不求任何回报的“无缘大慈”。中国佛教从缘起性空、诸法无我的理论高度和修行实践，阐明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及自利利他的本质依据和必然要求。

今天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无论是从善去恶、慈悲平等还是自利利他，都是以宗教形式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智慧观照和经验总结，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摘自《中国佛教网》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