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西游故事，国人皆知。但与孙悟空、沙和尚、八戒这3个角色有所不同，唐僧是确有其人的。唐僧是盛唐时期一名伟大的僧人，俗名陈袆，法号玄奘法师。他曾徒步十多万里，历时17年，远赴印度取经。中国古代僧人的西行求法，在5世纪的法显时代和唐初的玄奘时代达到了两个高峰，其中尤以玄奘取经成为亚洲佛教重大的转折点。玄奘还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传播，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盛唐是中国古代文明全盛之顶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辉煌的时期，唐代高僧玄奘正是此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佛教文明在东方复兴的重要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足，开创出了一条从中国经西域、波斯（今伊朗），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玄奘西行取经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民族自信心”，对于我们今天促推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对于中国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世界化，都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启示一：中国佛教应该“走出去”

玄奘西行取经的实际行动是对中国人探险精神的有力印证。玄奘比马可·波罗早几百年单人跋涉从中国到达印度，这不仅是玄奘个人的胜利，同时也是盛唐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表现。玄奘用极其博大的胸怀吸收外域文化、弘传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特质。

玄奘西行取经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空、民族和宗教的界线，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如果说中国佛教曾有过“盛唐气象”的辉煌灿烂，曾有过玄奘西天取经、敢上九天揽月的荣光和气魄，那么当今中国佛教就应“与时俱进”，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慈悲情怀和大乘气象，继承我国传统佛教文化的精华，立足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水平，进一步整合、创新、深化，从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并且以此推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合作，促进人类和平事业不断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而中国佛教是实现“双和模式”的一支有生力量。可以说，现代文明的发展为中国佛教的“契机契理”带来了巨大的运作空间。近期，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各宗教中，佛教的信众增长最为迅速。全美佛教徒人数已达数百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5％，各种佛教社团近2000个。欧洲的情况亦大致如此。在欧美各国，禅宗和藏传佛教变得十分流行。科技界、文艺界中的许多精英，特别是致力于“未来学”和“心灵学”研究的专家们，对“中华禅”和中国密宗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现代人需要佛教，是因为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几乎无所不在。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文、竞争与公平的关系明显失衡。佛教文化可以为人类矫正这种文明失衡提供助力，因为佛教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有许多十分独到的见解。如果我们能把佛教中那些被神学色彩所埋没的思想宝藏重新挖掘出来，无疑将使我们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领略人生的意义，增进人生的修养，改变人生的态度。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天下情怀”与“万物和谐”为神韵的中国佛教，应该走出去，也可以走出去。中国佛教应当为人类提供一片充满生命之光的“精神乐园”和“精神公园”。

启示二：佛教界应着力提升佛教信仰者的素质

鲁迅曾经赞誉玄奘是“中国的脊梁”，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玄奘是享誉世界的探险家、佛学家、译经大师。他西行取经、舍身求法的奉献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实的探索精神，百折不挠、励志进取的奋进精神，早已成为中国佛教精神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玄奘为当今的佛教信仰者树立起了典型的精神楷模。

然而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同程度地冲击着佛教的“道风”，也影响着一些佛教信仰者的思想境界。因此，佛教界自身应当把提升信仰者的素质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抓紧抓好。赵朴初先生曾经说：“玄奘，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代的佛教信仰者应该通过自己的修行，纯洁心灵，爱国爱教，树立良好的信仰风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广大佛教信仰者还应该发大乘菩提之心，利乐有情，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启示三：深入研究和宣传“玄奘精神”

玄奘为了“去伪经，求真经”，孤身西行印度求法，一路上，历尽艰辛，忍受饥寒，越沙漠，度雪岭，斗盗贼，可谓九死一生。到达印度后，玄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特有的领悟能力，钻研诸部经论，所学各门，无不精通，受到印度举国上下的尊敬。玄奘学成之后，在向印度那烂陀寺的僧众表示自己的回国之意时，那烂陀寺的一些大法师劝他留在印度。玄奘说：“此国是佛生处，非不爱乐……但玄奘来意为求大法广利群生，愿以所闻归还翻译。”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曲女城大会后，当时的印度国王戒日王坚决挽留玄奘，而且鸠摩罗王也说：“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玄奘还是谢绝他们的挽留。

玄奘回国后，唐太宗李世民以国礼将他迎回长安，并请求他出任大臣，玄奘婉言谢绝了。唐太宗对玄奘的德才十分敬佩，曾大加赞叹“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并高度评价他是“只千古而无对”。

回到长安后，玄奘以坚定不移的志向，潜心译经近20载，所译佛经达1000多卷。这些佛经广泛传播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为促进佛教文明在东方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玄奘留给中华民族的，远不止这1000多卷佛经译本，也远不止广布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大乘佛教文化，而更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情怀，一种务实求真、顽强拼搏的实干精神，一种心归大唐、不慕荣利的民族精神。

“玄奘精神”不仅能给现代人以智慧和启迪，而且还会成为一种鼓舞民族精神的强大力量。国人皆可从“玄奘精神”之中，寻找到文明古国的尊严和民族的自信心，也可从中寻找到民族文化中的经典力量。我们应敏锐把握时代的前进方向，用中华民族的典型人物，昭示榜样，催人奋进。促推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促进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以便共同推进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早日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摘自《佛教导航网》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