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火头师又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我的几位戒兄说：“这些事在宝华山并不稀奇，你们哪一个不知道？大架房里不是常在白天有一只怪手，从坐桶的下面伸出来，递给抽解人草纸吗？”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弄得我满肚子都是疑云。我想：“一个名山道场，应有护法善神呵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鬼鬼怪怪的事情？”火头师他们见我站着沉思不语，好像以为我被他们的话吓呆了似的，于是火头师笑笑对我说：“我真老糊涂了！尽管在这儿谈鬼说怪，竟忘了你一夜还没有睡哩！你先同你的几位戒兄回斋堂楼上休息休息，晚上有空咱们再谈。”说过，他健步如飞地走了，我则又同几位戒兄回到了斋堂楼。

十九　天宁读书

火头师说鬼故事的当天晚上，承几位戒兄热心招待，在斋堂楼上，睡了一夜安静的觉，次日一早起来饭也没有吃就赶回南京了。在南京又过了一个阴历年，我就进了常州天宁寺佛学院。虽然在佛学院里只混了一年即行离去，但这一年佛学院生活，却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如何在僧团中生存的方法；那些方法尽管是最普通的，然而，如果你不懂，或是懂了不知运用，而你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就会使你有一种旅行在前无水草、后无村落的沙漠之中的感觉！

我能够进天宁佛学院读书，首先要感谢的是鹤轩老和尚；如果不是他鼓励我，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才有离开东岳庙的决心哩！其次，我还要感谢常州居士林的韦普济居士，如果不是他的大力介绍，就凭我这个鲁鱼亥豕都弄不清楚的“老侉子”（这是在佛学院时，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同学，对我的通称。其实，我那时尚未满二十五岁），也是无法跨进天宁佛学院的大门的，说来这也有着一段特殊因缘！

大概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深秋吧？有一天住在鸡鸣寺的鹤轩老和尚，带着一位派头十足的大胖子到东岳庙找我；经过鹤老介绍，我才知道他是鹤老的皈依弟子韦普济居士。据说他是为了他主持的居士林的土地纠纷，来南京最高法院打官司的。那么，鹤老为什么带他找我呢？鹤老带他找我的目的，是想请他介绍我去天宁寺读书。韦原是苏北徐州人，性情很直爽。因为有一位哥哥在无锡做事，所以他也到了南方，后来不知道他以什么神通，竟成了佛教界里的“名人”。（这些事，都是我到天宁寺以后知道的，现在顺便写一笔，免得后面噜苏。）我们见面谈了不到十句话，他就满口答应给我帮忙了（当然，主要的还是鹤老的关系）。他对我说：“天宁寺的退居某某老和尚是我的师父（据我后来所知，他的皈依师父起码在一打以上）。现任住持某某和尚是我的朋友。佛学院里有两位法师跟我很要好，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好啦，进天宁寺读书的事包在我身上。”当时我听到了这么一个好消息，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

果然，韦普济居士的诺言，在一九四七年的正月初就兑现了！他来信大意说，进佛学院的事已接洽好了，叫我在正月十二日，先到常州青云里青云巷净土居士林找他；在居士林休息一两天，他再陪我去天宁寺佛学院报考。我把韦的来信拿着跑到鸡鸣寺与鹤老过目，鹤老显得比我还高兴。他老人家连说：“太好啦！太好啦！你赶快回东岳庙去准备，你能早一天进天宁佛学院，我的心也早一天安贴啦！回去，赶快回去准备，十一日中午我到东岳庙给你饯行。”

说来惭愧！我就是这样一个无用的人，遇到交情普普通通的，还可以马马虎虎说几句客套话；一旦遇到知己，或是对我有恩惠的人，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像鹤老这样真心爱护我的人，按常理说，总应当向他说几句感激的话吧？可是，我连最普通的“谢谢”两个字都没有说，就匆匆跑回东岳庙了！

“正月十二日峻山师就要去常州天宁寺了！”

在我接到韦普济居士来信的当天晚上，东岳庙的当家师和十几位同住的客师，就把我正月十二日去天宁寺的消息互相传开了，好像天一般大的新闻似的。他们虽然没有鹤老那样高兴，但他们为了我的行将离去，仍是煞有介事地商讨着如何给我饯行，或是如何送我一些什么礼物而大动脑筋。尤其是当家师，除了在我接韦来信的第二天破费特备两桌斋，请全体客师作陪为我饯行外，我临走的一天，又雇了一辆马车，同鹤老、海秀，以及仁宏道友的师兄仁义法师等七八个人，送我到下关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