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文革开始之前，文史馆给隆莲的每月工资是90元。文革开始后，许多人的工资都停发了。文史馆还比较客气，只打算给他们这些宗教人士减少一些。但减少多少征求他们自己的意见。问到隆莲时，隆莲说，减一半吧。我还有个老母亲要养，不然的话就随便你们了。其实隆莲还负担着静师父的生活费。这样的话，隆莲的工资由每月90减为每月45元。而当时最低的生活费是每人15元。

年轻人一听她现在每月还有45元，就拉长了声音说，你还是可以嘛！

第二天一上班，那个年轻人就站在隆莲的身边，仰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大声地说：哪个身体不好，有病，就赶快去医院看，看了到我这儿来请病假。

隆莲一听，就明白这话是针对她说的。大概那个年轻人觉得她每月有45元，够用了，不必再到这里来做工。那么大的年纪了，何必受这种罪呢？

他哪里知道隆莲根本不想来，就是没有那45元也不想来。那个时期她的神经衰弱症越来越严重，心情很苦闷。每天还要到缝纫社来上班，实在是累赘。听见年轻人这样说，隆莲连忙去医院看了病，然后拿着医生出具的证明，从此请了长假。

蛰居爱道堂

隆莲请了长假后，就一直蛰居在爱道堂。

但爱道堂早已不是过去的爱道堂了。整个院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宁静和安详。有三个生产组先后开了进来，铁锤声、马达声日夜轰响，不绝于耳。大殿成了车间，院子里搭起了工棚，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天昏地暗。

隆莲和母亲，还有静师父，被挤在一个角落的小屋里，靠着隆莲每月的45元工资，勉强生存着。那时隆莲的母亲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而隆莲本人和静师父，也是60岁的人了。三个老人在一起，生活很困难。爱道堂的僧人就为她们请了一个佣人来照顾，那么45元钱要养的，就是4个人了。

因为生活实在是困难，不得已，隆莲只好抱病和静师父一起参加生产组的劳动，糊医院里用来装药的纸口袋，每糊一个几厘钱，一个月几元钱，补贴度日。

从小就渴望学佛，费尽周折才得以出家，隆莲怎么也没想到她此生会遇上如此大的劫难，让她念佛不成烧香不成讲经不成。

不过，她虽然不能再穿僧衣，不能再做佛事，心里依然在默念着佛经。她把自己看做一个“在家僧”，坚持信仰。

从来不把佛陀当神灵的隆莲，此时也只能祈求佛陀的保佑了。

六十自寿

1969年。这年的春天来的格外迟，已经是三月里了，依然没有春暖花开的气象，总是阴雨绵绵，冷风嗖嗖。人们的冬衣脱了又穿，无法离身。人们的心情，就更是不可言说了。

“大革命”倒是如火如荼，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喇叭，红海洋，让人觉得头晕目眩。爱道堂虽是寺庙，也一样挡不住“革命洪流”的涌入。

在这样的日子里，隆莲迎来了她60岁的生日。60岁生日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日，刚好一个甲子。但在那样的年月，谁有心思给她祝寿呢？

早上起来，她独自坐在阴暗的小屋里，凝望着院子。昨晚机器轰鸣，她根本无法安宁。联想到60年来自己的种种遭遇，更是百感交集，无法入眠。

对隆莲来说，最为难过的不是生活的艰难，身体的衰弱，而是精神家园的丧失。她的信仰她的追求被禁止，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的心灵已不再拥有那份宁静和充实。

自从文革开始，她再也没有心思作诗了。但眼下，她心中的悲愤之情使她忽然涌出了作诗的渴望。她简单地洗漱了一下，便在书桌前坐下，提起笔来。

岁月遽遽甲子周，人天能得几淹留？
　　保残守缺吾将老，野哭行歌自解忧。
　　白发欺人春及夏，青山呼我马乎牛？
　　偷安牖下能安否，黄叶飞来也自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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