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传（17）

师自书座右铭：“厚福受享，德性堕落，名誉光荣，我慢加等；养生优厚，病难更多；顺境安适，般若无缘。”平时朂勉僧俗弟子：“如来在世，以佛为师；如来灭后，以戒为师。”一生主持僧团，悉遵戒制，身教在先，人无闲言。讲经之前，必先讲戒。发挥戒义，淋漓尽致。师受戒依昙无德部，羯磨据一切有部，盖左右逢源，不拘门户也。于藏地学法，虽极困难，仍坚持素食，因素食为汉地传统，僧制重于佛制故。主张出家必素食，在家则许渐断肉食，以为摄引。师常过堂，与众一味，遇事自食，亦极简单，若菜稍佳，即感非分，劝令惜福；若有来客，则须上好。衣多补纳，仅足替换。赴外寺讲经，所得香敬，悉供该寺。二次出国，剩余经费，全部上缴。自奉甚俭，待人甚厚。不论高下贫富，一视同仁，和颜悦色，平等接待，高洁大行，感人至深。

后藏供跳戏，藏名“阿那俱母”，每年至前藏供僧，于错青埧，演出三日，僧俗皆往观。有人劝师去，师白康公，公曰：“未观者亦可观，但八戒居士不观，比丘仍应受持居士时所受戒，此是扪牙（藏音，即要诀）。”故师迄未观“阿那俱母”。

师谓着袈裟功德大，演员佯披一下，亦有好处。三衣不离身，守戒功德之最。师一生自受具至圆寂，出席国内外会议，均着僧衣，威仪俨然，见者敬重，即弘法也。

师之定道功德，深隐莫测，只可于事上，比度而略窥之。如一九三七年抗日伊始，师于太原，未能回山，又无去向，在此危难之中，依然为国为教，菩提炽然。又如重庆法会，横遭轰炸，师安然念经，毫无惧容。定力强故。师初学藏文，颇感艰难，“不问喇嘛赴何处，必随侍前往，每日必问数个单字，每次听讲前，必先预习二、三十页书，方去听讲。如是学习，自己仍觉时过然后学，勤苦而难成。乃求喇嘛指示一补救之法，喇嘛令修白文殊，坐静三月。我等租一屋……其屋臭虫极多，从屋顶木板缝中纷纷降落，身如簿纸，引头四望以觅食，有时落于阿刚、巴当之中，又须起而救之，超一法师不堪其扰，藏身破囊中，唯留头部在外，因头部所系之带松开，面部为臭虫所螫，如生漆疮，遂离去。予虽坐满三月，然以臭虫之扰故，无所成就，若少有成就者，恐亦出于臭虫之助也。次喇嘛又命坐静百日，修漾降马，经此二次坐静之后，学法似稍易。”自此以后藏文大进，不久即能翻译自如，可见坐静中定获白文殊之深厚加持也。据《行迹记》所述，康萨仁波卿早于前世，成就白文殊，今生四岁出家，十二岁学完一切仪轨法相，数千人中，辩才无能敌者，十行俱下，读诵甚多，二十岁考得格西，闭关十七年，得大成就。师依之如法薰修，应验昭著。

师讲述《定道资粮》、《止观略法》、《法蕴足论》、《阿毗昙禅定品》以及《生圆次第》等，皆判释详尽，精细入微，要诀重重，和盘托出，若非定中亲有受用，决难如此生动切要。所述相光事光等境，师虽秘藏不露，近慈僧人，亦偶有见者，据传静师告：“上师定功难量，一日夜间，师在座上修定，有人见师四周火光炽然，一如大威德仪轨所述。”一次于重庆金刚道场，讲脉轮修法，清定法师听讲后即回寮修习，并无人见，次晨上座，师即曰：“应如清定法师，听讲后即行实修也。”五五年春离沪时，即对清师表示后会难期，确是最后一面。

据圣培师言：“贯一老和尚告我，民廿三年能海法师约我朝五台，由重庆经汉口抵太原，次日住宿南台朝拜，深夜一点，把我叫醒，同礼南台山脚，约一小时，忽见山脚光明四起，白光晃辉，遍照全山，乃至遍布虚空，光照我身，极感舒服，贯师曰我是老比丘，不打妄语。”

一次，师在船上遇三盗，师俨然不动，盗自逸去。又一次船搁浅，师令买供品，念独却马，船即行矣。

日机轰炸重庆长安寺，师讲经时，令众勿散，好好念经，结果一弹落大殿前，一弹搁电线中，均未爆炸。大众安然无恙。又于文殊院讲《华严经》，日寇进犯，独山告急，居士不安，有欲离去。师曰：“早晚殿堂不息，法会不停，战事可缓，四川有救。”居士闻言心安，结果法会未停，独山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