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法难 自在西去

佛教传入中国，在三国前，大多数僧人都遵守佛教的古规，不蓄资财，靠乞食而生。所以有“胡乞”之称。到南北朝之际，许多帝王为了“国运长久”，于是弘扬佛教，崇佛敬僧。到了隋唐时期，特别是唐太宗统一全国以后，下诏于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赐赏良田，从而使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寺庙虽经明末战火，历经清朝两百多年的岁月，但由于得到康熙和乾隆两帝的推崇，在官府的资助下，寺庙逐年得到修复和发展，各大丛林都有相当数量的庙产。近慈寺虽然是能海上师在1937年才恢复的，由于香火很好，施者也众，自然也有不少的田地，由僧人自种，以庙养庙。

那时，全国虽然解放，但建国初期的国内形势却十分严峻。新政府对如何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是在摸索当中进行，因而有了一系列忽左忽右的运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改运动、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等，让人头晕目旋。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在下面的文字中，我们简而叙之。

“不与农民争土地”

1950年，人民政府通知：凡有田者应征交公粮，存米上缴，并设法办清退押事宜。在减租退押的过程中，近慈寺原有少量土地出租，无钱退押，上师就叫职事将部分银器送到人民政府退清押金。成都石羊场的那些雇农不再交粮，近慈寺仅存的僧众的口粮也告急。当时寺里还有200多僧人，加上雕经版、印经书、塑像等工人约有近400人，大家的基本生活出现了问题。虽说师父们都过午不食，而且也要出坡去种庙里的那一点地，但僧众的生活已难以为续。每当这时，川大校长周太玄、刘文辉的二太太便会伸出援手，送米过来，以维系着过日。为缓解寺庙的压力，政府开始动员僧众回家，还俗返乡务农，近慈寺陆续地走了一些人。

这年能海上师在绵竹云悟寺坚持译《大威德怖畏金刚甚深道第二圆成次第》，9月专程送扎萨喇嘛回北京，并且在北京西黄寺举办了解放后的首次法会。受上海金刚道场的邀请，他带着仁敬师父在10月18日到了上海。此次到上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便是授清定法师接法和尚阿阇梨位。上师亲自书写法卷，交给仁敬法师抄好后授与清定法师的。

1951年初，上师仍然讲经不断，外部事物的变化，仿佛没有影响到他。在上海他为弟子举行了大威德五部大灌顶。300多人，分成5坛，用了10天的时间才完成，后来又作了3天的讲解，信众都有着无比殊胜的感受。后回到成都。

曾在近慈寺跟上师学法、“文革”中被迫还俗的徐德全居士清楚地记得，一天，能海上师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信封是牛皮纸做的，比较大。上师接信后，很快让待者准备简单的行李，从成都中和场坐船顺江而下到了嘉定直达汉口。在汉口开讲《菩提道次第》，转而北上到北京讲《定道资粮》。

紧接着在10月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朱德委员长专门向他问好述旧。而那信，正是朱德给他写来的，叫他快到北京。他离开成都不久，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军管和严查，近慈寺的僧人也都不准外出，如要出外，必须要农协会开证明。

1951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随即开展了一场土改运动。当时各地都派了工作队深入基层，遵照“依靠贫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农民实现土地还家，近慈寺的田地，交由工作组处理，寺里100来名僧人分到了百余亩田，但是那田离寺庙又远又贫（不好），而属于庙里僧人自己一直种到的寺庙周围的田40多亩，却被全部分走。

一时，近慈寺的上座，如先学、照通、请佛、成佛、仁光、通一、能法、常浩、果护等都表示有异议。但是，找不找工作组，如何去找，该怎样要回原本就属于寺里的田，大家都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远在外面传法的能海上师和佛教会。上师知道此事后，没有丝毫的犹豫说：“决不同农民争土地，任工作组和农民处理决定。”后来经土地复查，工作组把那40多亩田地全部换还给了寺庙里的僧人。后来为了迎合形势，寺里成立了学习小组，庙里的仁达法师是学习小组组长。而上师的另一个道场汉旺云悟寺的僧人，则全部集中到了汉旺广化院学习。

从1952年开始，年事已高的能海上师把四川各方面的法事办好后，于1953年4月决定上五台山清凉桥兴建道场，因此上师在世的最后13年是在与他有着不解之缘的五台山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