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3)

牟秀云 著

高枧乡的人都称我父亲为郑善人。有一年秋天我家的稻谷黄了，请农民去割稻。有一天我母亲见贼割稻子，反而不声不响地避开回到了家。乡亲们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解释说：“俗话说：树活皮，人活脸，树要皮，人要脸，人，谁不要脸皮呢？人，谁自愿作贼呢？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迫于没有办法，家里穷得无法活，才到我家田里来偷割稻子呀，应该宽容呀！”后来作贼的人知道我母亲如此的仁慈，也被感动得革面洗心，从此不再做贼，成为勤劳为善的跟着母亲学佛的居士，亲友们称我母亲为活观音菩萨，教化人心。

我父母平日就在高枧乡的多宝讲经寺去拜佛，听法师们讲经念经，教化乡里人多行善事。我读大学时，放了寒暑假也跟着父母到寺院里去拜佛、听经、念佛经。期间时常到三门县中学给学生们讲课，当教师。有一年三门县受旱灾，闹饥荒，很多乡里人无法生活。我和父母便拿出家中节存稻谷，一部分分给家里有老人、小孩、断炊的穷人家，一部分借给穷人。到了第二年，高枧乡连受旱灾，欠收，以致上年借谷的人都无法偿还给我家，到我家表示歉意，我父母并不向他们要求偿还欠谷，还招待他们在家中吃饭。当众把乡人们借的债券完全烧成灰烬。对他们说：“我家中节存的稻谷本来是预备受灾时救济大家患难之用的，并不是想囤积图利。现在我把你们欠的债务了结，希望你们不要再放在心上。”过了两年，高枧乡又遇了大饥荒，我父母出尽大量的家产，办理大规模的施粥，嗷嗷待哺的饥民，赖以救活性命的，不下千人。第二年春天，我父母又施出大批的粮种，分赠给贫穷的农民。有人对我父母说：“郑大爷，你救活了很多人，阴德实在太大了。”我父亲回答道：“阴德是阴里作的，只能自己知道，是不让别人知道的，我做的事你们都知道，哪里还谈得上我有阴德呢？”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考上黄埔军校，乡亲们都认为是我父亲郑大爷积德的果报。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我父亲信仰佛教，他常说：佛教好，人不学佛，不明理。我父亲去世时，乡亲们听了都痛哭流涕说：“为什么老天爷不让我们替郑大爷死？让郑大爷这样的大善人活着，我们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参加送葬的人很多。郑家的几代人深明佛理，所以在家乡和社会上能力行善事。我们毫无求名邀功之心。

（六）父亲是个佛门弟子

我的父亲名叫郑兴安，是一个信仰佛教、戒“杀、盗、淫、妄、酒”的“五戒”居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是：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保，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清政府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我就出生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战争期间失业的人很多，找一个吃饭的事做很困难。父亲凑点钱开了一个药铺，以祖传中医、按摩针灸的技艺，靠当坐堂中医师来营生。当时人们的信仰门道不一样，有信乩坛的，有信外道的，有信儒教的，有专门愿办慈善的，也有喜欢劝施舍的，虽同劝改恶向善，教化人心，而各人的宗教信仰却都不同。我父亲信仰佛教，经常早晚念佛经，像祖父一样是个修行人，同时又是坐堂中医，终日忙于给人治病。我小时候，父亲常教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常以佛陀、佛经教化人们，给人们讲述佛陀真理，纠正错误信念，笃信佛教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