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19)

牟秀云 著

从李士珍处回到军营，我的心情很沉重，晚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回响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搞教育的斗不过搞技术的，搞技术的斗不过搞战术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我训练的学员是从全国各地抽调到中央训练团来训练的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等，他们有实权、有枪杆子、有军队，军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一个个是腰缠万贯的贪官富翁，整天吃喝嫖赌，我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个小小的穷教官，我年轻、无权无钱，人家不听我这个穷教官的话，看不起我这执教鞭的。国民党这棵大树已快倒了，政治很腐败。我人在军界，心想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看到那些逃荒逃乱的灾民，我的心都痛碎了。我这个匹夫对人民没有尽忠尽责，深感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的父母及家人。

（七）太虚法师的精神感召

正当彷徨、苦闷之际，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和太虚法师。

我的祖父母去世后，父亲常因再也没有机会尽孝而苦恼。一位老禅师对父亲说：“孝子思念双亲，单是痛苦没有用，要多行善事、多积阴骘，走‘放生报亲恩’之路。”我的父亲一生虔诚信仰佛教，只要家里有钱，就捐款塑佛像，建寺庙；为穷人家孩子交学费，为残疾人做好事。一次，父亲从市场上买了一桶鱼虾，拿到河边放生。途遇一个中年男子，他左手生了个大毒疮，脓血把裹疮的白布都浸透了，右手提着一条大鱼，鱼鳍刺着了他左手，疼得很厉害。中年男子对我父亲说：“大爷，请你替我把鱼的肚子破开吧，我的手疼不方便。”父亲对他说：“你的手才受了一点伤，就成这样子。眼看你手上的这条鱼，就要被你剖开肚子，剁去尾巴，刮掉鳞片，鱼的那种痛苦怎样呀！鱼儿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父亲给了那人10块钱，把那条鱼买下，放回河里去了。后来，那男子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戒杀生，勤放生，热心地为高枧乡的乡亲们做好事；经常到三门县的多宝讲经寺去念经礼佛，最后皈依了佛门。

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时，听说太虚法师（原中国佛学会主席）在南京讲《心经》和《佛陀学纲》。我高兴极了，便换下军装，穿上便衣去听讲经。太虚法师讲得很好，大大开了我的悟境。佛学真能教化人心，使我的人生观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坚定了“多行善，不作恶”的决心。太虚法师每天除参禅、打坐、讲经、念经外，还经常撰写佛学文章；抽时间与僧众、居士们谈心，询问学习情况。有一天，我有个不懂的问题去请教太虚法师，他望着我瘦弱的身体，首先问我：“施主，你有病吗？”我回答：“大师，我从小身体就瘦弱，没有病，只是繁杂事太多，心不静。”太虚法师接着对我说：“你年轻、聪明，要注意修心，多学佛经。”我告诉法师：“我信仰佛教。我父亲是个虔诚信佛的五戒居士，我从小就跟着父母学佛。”随即，太虚法师从书案上找了一本《金刚经》送给我并对我说：“你多念《金刚经》，有不懂的地方，可来问我。”太虚法师大度、亲切而又平易近人，令我非常敬佩。当我起身告辞时，他又叮咛我：“一日三餐不忘农夫苦，英雄到老终皈佛。”回到军营后，我一有空就念《心经》、《金刚经》；遇有不懂处，就写信向太虚法师求教。法师传授了我许多佛学知识；我与太虚法师结下了佛缘。

一九三二年秋，经太虚法师倡议，由四川军阀刘湘等赞助，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的缙云寺开办了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的学府——汉藏教理院，由太虚法师任院长。有名的西藏佛教界人士喜饶嘉措、悦西格西、东本格西都曾莅临该院讲学。我于一九三八年随军调到重庆后，又有机会经常与太虚法师接触，聆听他的启示与教诲。那时，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我都要专程到汉藏教理院或慈云寺去听太虚法师讲经。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文学家老舍、郭沫若等都曾在太虚法师座下听讲佛经。人们尊称太虚法师为“当代佛学泰斗”、“佛教新运动之领袖”、“世界知名之佛学家”。我有缘能得到太虚法师的指教，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幸运之一。我之所以能下决心脱离污浊的国民党军界，是与太虚法师对我的精神感召分不开的；能够进入佛门，精进修持，还得感激我永远怀念的太虚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