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思想家、翻译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

玄奘毕生追求的事业和奉献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为我国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地的民众所珍视，显现出万丈的光芒。近年来很多国家的学术界、出版界和新闻媒体都发表了不少有关玄奘生平事迹的著作、影视作品。印度和中国召开了一系列纪念玄奘的学术讨论会，日本的电视台还开展了关于玄奘西行路线的热烈讨论，种种现象说明玄奘还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精神正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玄奘及其业绩无疑是初唐时期国内外社会环境的产物。他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历史的推动者。玄奘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唐太宗在平定隋末群雄割据的局面后，很注意社会的改革，首先是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在很多地区把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社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也都活跃起来，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而为著名的租、庸、调的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初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为佛教及其文化事业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贞观之治”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唐初的统治者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和鼓励多民族宽容、平等相处的精神。9世纪是我国外交和疆域拓展的时期，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高丽、百济和日本，东部地区的渤海国，西北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诸族和西域三十六国乃至波斯、大食等国都和唐朝有着政治、外交、商业和文化的关系。当时来华的外国人主要是外交使节、僧侣和商人，他们大多集中居住在广州、洛阳和长安等地。外国人不仅带来了异国的精神文明，也带来了奇珍异宝，因而激励了中国某些居民崇尚和学习外国的风气和心理。在对外交流中值得注意的是，6世纪是印度文化大量涌入汉地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语言文字和手工艺等知识的传入，印度的佛教哲学及其相关文化也日益渗透到唐朝的上流社会之中。

唐代佛教也是我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最初只是翻译了一些经典，在宫廷贵族之间流传；南北朝时代逐渐在民众中间扎根，开始繁荣起来。隋唐时期由于受到唐代帝室和贵族的尊重，玄奘、义净等人从印度传来很多新的佛教经典，为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时南北佛教各自特色鲜明，正处于一个汇合时期——南学不重文字，但取玄理，清通简要；北学蕴含深芜，穷其枝叶。当时不少佛学家都著书立说，以述为作，用注释、疏解、文句等形式解释佛教经典，发挥其意蕴，从而形成了许多学派和宗派，百家争鸣，各擅其胜，形成了唐代佛教的新局面。玄奘在没有去印度以前，虽然向中国和印度来华的僧侣学习了不少佛教经典，但由于佛教流行已有数百年，典籍较多、译本互异，年久学殊而繁，常常发现理论之异。据《慈恩传》说，他所遇到的“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就有一百多条。这也是玄奘之所以要去印度“求取真经”的原因。另外，在这个时期中，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已深深渗透到人民大众之中，终于达到了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休戚与共的地步。另外，佛教已传播到了与我国毗邻的亚洲各国，形成了“东亚佛教文化圈”。当然，“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也与玄奘等先贤的译经、注经、领众学修、创宗立派等活动是分不开的。

由于玄奘在行解上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典范，具备常人罕见的素质，因此不少评论家常常从“超凡”的角度去赞誉他。然而玄奘是一个什么样的伟人、玄奘精神究竟是什么，迄今仍众说纷纭。佛教徒常常是从他的智证上去赞美他，如印度大乘佛教徒尊称他为“大乘天”，小乘佛教徒尊称他为“解脱天”。有人是从他的佛教学术成果来赞美他，如说“千部论主”或“三藏法师”等。印度的僧人和学者不仅赞美他的修持，而且也赞美他对印度佛教和历史所作的贡献，如印度孟加拉僧伽大会秘书长达摩帕尔说：“玄奘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字字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称赞他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梁启超说他是“千古之一人”。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对玄奘的评论莫过于他的同时代弟子道宣律师所作的概括：“听言观行，名实相守；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时；吐味幽深，辩开疑议。实季代之英贤，乃佛宗之法将矣。”寥寥数语已将玄奘的高尚人格、学业成就和务实精神跃然纸上。 （摘自《法音》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