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现在信佛的人多还是解放前多?
隆莲:看怎么说。解放前出家的人多,现在做居士的人多。做居士的总要给庙里一些香火钱。而过去穷人多,走投无路时往往就入山门。自己都吃不饱,哪来香火钱呢?现在生活好了,所以做居士的就要多一些了。
作者:可我觉得许多信佛的人并不是真正地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世俗的、功利的目的。比如生病了,希望菩萨保佑赶快恢复健康;做生意了,希望菩萨保佑发财;高考了,希望菩萨保佑能顺利考上,等等。你对这样一些人怎么看?
隆莲:很多人烧香磕头,并不是真正地学佛信佛,这我也知道。真正出于信仰和喜欢而学佛的,心里总是虔诚的,总是出于对佛菩萨的信赖。他们虽然不懂佛法,但至少懂得一些因果报应、行善积德的道理。这样对于他们的行为,总是有一些善的引导,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作者:你认为佛教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隆莲: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而生,不存在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神。神鬼都是众生,都没有逃出因缘。所以从根本上讲,佛教是无神论。
第六章 崭露头角
成都和平解放时,隆莲刚好40岁。
40岁对一个学者来说,正是最好的年华。有了较深厚的治学基础,又有着充沛的精力。隆莲亦是如此。她从13岁起开始读经书,自学钻研。以后又一直坚持聆听那些著名的佛学家讲经说法,使其佛学理论打下了较深厚的基础,而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和英语藏语两门语系,对于她研究佛学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她非常渴望能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弘法利生作出贡献。
但那16年,即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6年,却没能成为隆莲的黄金时代。由于种种历史的社会的原因,隆莲在这个时期虽然也曾著书立说,也参加一些佛教活动,却没能发挥出她最大的能量。一些她想做的事情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比如办学,比如恢复二部僧戒。
不过尽管如此,这个时期对隆莲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在北京工作的四年,佛教界人士开始了解她认识她;通过二上五台山,她重新聆听了能海老上师的讲经说法,加深了佛学理论;而且她正是在这个时期,阅读了“三藏”十二部经书,对佛教有了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通过在成都编写《藏汉大词典》,在文史馆编写省志,以及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也使她在四川佛教界奠定了应有的地位。
她在44岁时,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46岁时,当选为常务理事,51岁时,当选为副秘书长。是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层唯一的女性。
应当说她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坦然迎解放
一九四九年夏天,隆莲跟随能海法师及其他弟子在峨眉山新修的慈圣庵安居听经。归来后继续住在石羊场飞龙桥的草棚里。
当时成都的传闻很多,有许多人说共产党厉害得很,要如何如何。一些僧人心里没底,感到很害怕,想躲到峨眉山去。问到隆莲时,隆莲回答说,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都是些无田无地的穷和尚。再说如果共产党真像你们说得那么厉害,你躲到山里去也没用,不如等在这里看个明白。
她之所以一点儿不紧张,除了天性坦荡外,能海法师也给了她很大的影响。当时能海法师照样去各地讲经说法做佛事。秋天时,还组织她们在铁像寺为尼众传授正学女戒。解放前夕,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在彭县兴龙寺策划起义之事,能海法师还深明大义,专程前往彭县,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所以隆莲觉得没什么可害怕的。
这时,她的父母亲来到成都。
隆莲的父亲原先一直在乐山教书。由于在当地的声望,当了个县参议员。临近解放时,县长把县上的一些顽固分子聚在一起,说要成立“反共救国军”。也把他拉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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