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书出之后，有关方面大概记起了当初曾参加写作的隆莲，寄了200元钱给她。隆莲拿到钱后，想起种种往事，不由地百感交集。她马上将这200元钱，转赠给了残疾人基金会，同时赋诗一首：
薄参藏典贡微劳，
宠荷人民皕贝褒。
移馈杏林培寸壤，
扶伤犹愿献刍荛。
文史馆馆员
解放初期，国家为保护人才，决定将那些老弱贫困的学者先生们，都集中到文史馆去，给予较优厚的生活条件，以使他们能继续发挥特长，为民服务。于是在一九五三年春，隆莲也和一些宗教界著名人士一起，被政府特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隆莲从此有了一个拿薪水的单位，生活有了保障。直到今天，她仍是这个单位的人。对隆莲来说，做一名文史馆的研究员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她本来就是个既通文又懂史的学者。但作为出家人，她还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对宗教人士的关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哪里有过出家人有固定收入的呢？
当时给她定的工资是90元，在五十年代，可就是高工资了。隆莲本就是个对钱财不在意的人，她长期吃素，一个月的伙食费只需几块钱。她就将母亲接到了身边，同时也将定静师的生活负担起来。很长一个时期，她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
隆莲到文史馆后，除了参加馆里统一组织的政治学习外，其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古诗词。这恰是她的特长。经年积累的学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馆长刘孟伉是个既有学问又有传奇色彩的人，在他的领导下，隆莲专事杜诗的研究。
隆莲对杜甫的诗一直就比较喜爱。那个时期的潜心研究，更使她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和认识。隆莲觉得杜甫虽不是佛教徒，但他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是与佛家思想一致的。正是这一点，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她。她写下了数十篇杜诗白话解。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尽在文革中遗失了。
初次进京
虽然在文史馆不愁吃穿生活安稳，且每日能静心地做学问，研究自己喜爱的古诗。但作为一个热爱佛学的出家人来说，最渴望的，还是对佛学的研究。
可是那时候，成都几个比较著名的大法师，都相继离开了。
先是能海老上师去了北京。一解放能海法师就去了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之后被选为代表。一九五二年，他与一些佛教界大法师一起，在北京的通教寺召开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了。能海法师当选为副会长，留在了北京。
其他的，如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也都去了北京，在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这使得隆莲也很向往北京。
特别是当她听说能海老上师去北京后，仍经常去各地讲经，还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在清凉桥重建律宗道场，内心很是钦佩和羡慕，她很想再次聆听能海老上师讲经说法。在隆莲看来，自己跟能海老上师学得还很不够，还差得很远。她知道密宗不似净土宗，简单易行。密宗讲究修持，是难行道，不多跟着师父听讲受教是学不到家的。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五五年，隆莲被增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理事，上级通知她去北京参加理事会。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搞“肃反”运动，风浪也波及到了宗教界。一些人劝她最好不要去，免得惹麻烦。但隆莲坚持要去。她已经长久没有听老上师讲经说法了，如干涸的秧田需要雨水一样。她坦然地说，我不过是个出家人，怕什么？
请示宗教局，宗教局的领导说，她要去就让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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