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负责人便将隆莲的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后惊叹地说，这样的女人中国能有几个？遂表示要接见一下。
可按佛教的规矩，比丘尼是不能单独与男人见面的。隆莲历来是个严守佛门戒规的人，从不含糊。于是她提出，如果要接见的话，就请与她同去北京的静师父一起去受接见。
工作人员一下感到很为难。这事便搁了下来。
事隔不久，西藏妇女代表团来到北京，邓颖超大姐接见她们时，有关方面就安排隆莲一起参加了接见。
接见时，邓大姐向隆莲转达了周总理对她的亲切关怀，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状况，问她目前在生活上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隆莲对邓大姐说，感谢政府的关照，自己现在被聘为省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没有问题了。
邓大姐听了她的回答，笑道，你这个四川人说话，怎么像广东人的口音？
见邓大姐这样亲切随和，隆莲也笑起来。
接着，邓大姐又询问了一些她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隆莲都一一作答。邓大姐对隆莲的学识表示赞赏，并鼓励她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为祖国的宗教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隆莲发自内心地感激党的关怀和重视。她更加了解和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原来存有的疑虑都消失了。为了更加安心地工作，她将老母亲也从四川接到了北京。
与通愿法师结缘
1955年，隆莲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佛教理事会时，仅有10个比丘尼代表。她们一起住在北京的通教寺。当时通教寺的住持，就是通愿法师。
旧社会的出家人，大都没有什么文化，女子就更不要说了。所以10个代表的水平参差不齐，有文化者很少。通愿法师当时虽没有参加佛教协会，却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亦是个注重学习佛教理论的人。也许是有着相似和深刻的文化背景吧，两位佛教界不可多得的比丘尼，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法缘。
通愿法师出家前，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父亲曾是河北省的省长。照说她这个高官人家的孩子，又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女大学生，毕业之后有个好前程是无疑的。但她却看破红尘，放弃世俗的一切名利剃度出家了。
她是在抗战时期出家的。出家后来到了北京通教寺。
但在1955年之后，通愿法师却因故离开了北京通教寺，和她的师父一起，去了山西五台山，在那里搭了一个茅棚修行。
隆莲听说后很关切。她在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大词典》编撰工作期间，曾与静师父一起二上五台山。除了为听能海法师讲经外，也是为了去五台山的小茅棚看望在那里坐禅讲经的通愿法师。三位比丘尼抵足交谈，互相鼓励，还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在经历文革之后幸存下来，使我们今天亦能有幸目睹。
文化大革命中，通愿法师也和许多著名僧人一样，遭受了磨难。她的师父和母亲都先后在五台山病故了。她亦被迫离开了五台山，在山下一个居士家中闭门养病。直到文革结束，她才得以重返五台山。
1980年，在中国第四届佛教代表大会上，隆莲与通愿法师重逢了。她们感慨万千，当年那个10个比丘尼代表，多数已去世了。这更使她们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当时隆莲就告诉通愿法师，她一直有个愿望，想恢复比丘尼的二部僧戒。通愿法师一听，当即就表示积极支持。
于是在1982年春，隆莲就邀请通愿法师来到成都，在文殊院举行了隆重的传戒仪式，她与通愿法师共同担任尼和尚，为八名女尼传授了二部僧戒。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首次传授二部僧戒。隆莲终于实现了心中的愿望。
1990年，峨眉山金顶华藏寺开光，隆莲再次邀请老友通愿法师来到四川，一起参加隆重的开光仪式。在仪式上，隆莲还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在大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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