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夏之间，与照通法师一起亲近能海上师的还有先学和请佛法师。他们紧跟上师从广济茅篷搬到善财洞亲近扎萨喇嘛，接受大威德灌顶和密乘修学次第，念诵《文殊大威德金刚本尊修行成就法》，并参与为大威德像装藏、烧护摩、开光等佛事。

1937年夏，照通法师跟随能海上师，应山西省佛教协会力空和尚及居士们邀请，步行至太原弘法。上师在太原讲的是《菩提道次第》第三张表，《文殊五字根本真言念诵法》及《金刚经》。前来听讲有居士，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座无虚席，日益增多，白天讲、晚上讲，盛极一时。

由于时局动荡，日本侵略东三省，“七七事变”发生。照通法师跟随上师，经汉口佛教正信会和武昌三佛阁讲《仁王护国经》，后到达成都文殊院，暂栖讲经。1938年3月，照通法师跟随上师数十人一起迁往近慈寺，开筵讲经，摄取于僧，令众欢喜。那时照通法师是举腔领众念经的维那，已是上师弘法利生开办道场的得力助手。

1940年4月，能海上师得悉康萨仁波切愿来内地弘法的喜讯，立即筹集资金，物色随行人员，准备法物供品，前往迎接。上师从诸多人员中挑选7位比丘随从，照通法师以“依教奉行”的德行被上师选中，随身赴藏。在赴藏期间，得上师诸多口传密意，被上师委以重任。照通法师尊师重教，悉心办道，一丝不苟，善始善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其辛苦程度，一言难尽。他曾说过：苦中作乐，法乐无穷。确实如此，照通法师付出了别人难以忍受的代价，得到了别人所得不到的法意。照通法师随身服侍上师，亲自目睹“三大难遇之法”。

一、康萨仁波切将平生弘法之衣服法器，如三衣、东嘎、被单、裙子、钵、法螺、宝瓶、妥巴、铃杵等显密法宝，全部传给能海上师，并允诺其到内地弘法。

二、能海上师进藏以来，得康萨仁波切400多种大灌顶。

三、半年内传完各种仪轨、金科、护摩、坛场等无一不备。既得全部密教传承，一方面将未学者全学，一方面从事翻译，如五大金刚，息增怀伏等；生圆二次第在扎萨仁波切处曾学部分，灌顶开光等仪式等学亦未全，今在康公座下补学圆满。获得宗喀巴大师清净法流的全部宝藏。

照通法师自1936年在五台山依止上师，长期随身服侍，有机会学到念诵仪轨，烧护摩、为佛像装藏、贴金、开光等一整套密乘，成为上师创办道场的得力助手。

照通法师是能海上师的随身维那，举腔领众念经，中气足，音调准。将藏传格鲁派念经腔调，移植为汉地黄密道场念诵基准音调，受到能海上师的器重。先后做过维那师、引礼师、尊证师、开堂大师父、直至传戒大和尚，位居金刚院上座“法子第二”。装藏佛像及开光仪式，这是在藏传佛教格鲁派教规中最为隆重的重大佛事。所装经卷、咒文、法物、珍宝，非同小可，装藏工艺之精细，非同寻常，在能海上师众多弟子中，全面掌握整套装藏仪轨的，首推照通法师。自1948年起，照通法师受上师委托，先后为峨眉山修整砖殿佛像装藏开光；龙兴寺五大金刚像落成，照通参与彩画装藏，由能海上师主持隆重开光；1954年，为五台山广济茅蓬大殿毗卢佛像装藏；1956年，为重庆金刚道场佛像装藏开光等。

1959年，组织送他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培训，并留下进修专科深造2年。1962年毕业回五台山吉祥律寺负责寺务，协助上师讲经弘法、培育僧才，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迫隔离，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生离死别的灾难。

1955年春，照通法师被选为慧灯堂七大法子之一，列位第2。照通法师对授戒以后的戒弟子，非常关心，教授念诵仪轨，指点《比丘日诵》的“摄修心要”等。师徒相和，三学同时增长。

在照通法师的一生中，经历了深重的灾难。青年时遭受水涝灾害，背井离乡；随师赴藏中步行，披霜露宿，翻山越岭，历尽艰辛；1950年土改时受到不公正对待；尤其“文革”期间，无故被隔离。审讯、严刑吊打、坐老虎凳、九死一生，苦不堪言。其后，照通法师也与其他僧人一样，被迫遣送回乡，进行劳改。

1980年落实宗教政策，五台山召回遣散僧人，当年的同参道友及组织致函，请照通法师回五台山，主持道场。照通法师心有余悸，执意不回，并托人退回昌明师父寄给的60元路费。

为什么？

1982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因受过严重打击”“在农村劳动吃饭心安理得……”。对未来的设想，他也做了安排：“我只能借从前随上师弘法，协助上师有毫毛之善，承此微功二世再来，此生休矣！”其血泪之言，令人不忍再读。

照通法师亲近供养三宝，精进不懈，善业不断增长，不计名利，助上师弘法办道，正所谓“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功不可灭。

照通法师随能海上师所付出的心血，浇灌培育出诸多法门龙象。其中杰出者有披剃徒弟贞意法师，曾是五台山吉祥律寺7个传戒大和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