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能海上师在上海金刚道场讲经，应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当家能悟法师的邀请，接收其寺庙，上师亲自挑选“五比丘”先行，通一法师被选中。五比丘从上海出发，经北京抵五台。初到吉祥寺，满目苍夷，荒凉遍地，仅有几间破旧的殿宇和窑洞。师兄弟们砍柴自炊，挖土运石亲自修建，一年后就初具规模。

1955年，能海上师决定在本寺常住比丘中物色7人，传授“三坛大戒”，以培养老中青梯型式的传戒师资人才，称为“七大法子”。“七大法子”按照“依佛制羯磨与民主办教相结合”的特色产生，从寺内常住的金刚院上座师及加行堂中座师中物色。要求是“戒腊10年以上，具有悲心与调伏”的德行者，且显密双修、三学增上，具备教育、培养沙弥和教诫新学比丘的智慧和才能。

当时寺内金刚院资历深的上座师，尤其是加行堂的中座师人数众多，能够选上确实不易。由众沙弥、比丘公推结果选出的“七大法子”中，前4名均是金刚院的上座师，他们都是资历深、随师久、见多识广；后3位才是加行堂的中座师，他们是贞意、通一和常浩法师，3个各有特点：贞意沉着稳重而不善言辞，以密行著称；通一笑口常开，平易近人，严谨治学，文武兼备，引人注目。贞意、通一法师均是1942年在近慈寺受戒，直进学戒堂、加行堂的戒兄弟。

常浩法师是受戒后来寺讨单亲近上师的，他能说会道，勤奋好问，办事利落，作风严正，而被当选。这3人也有许多共同点：即个性淳朴、正直，虽年仅30多岁，却如老僧般笃定，少年持重。

1956年新中国建立后开办的中国佛学院招生，通一法师以“七大法子”的身份被列入山西省五台山佛协和宗教部门保送的第一批学员到北京报到，经考试录取本科就读。学习期间他不仅勤奋刻苦，成绩优异，而且热爱公众活动，曾被当选为副班长、班长，深得正果法师、明真法师的器重。一度被派为北京大学考古学家闫文儒教授赴敦煌考察的助手，据此经历编写的考察论文发表在《现代佛学》上，同时学会并精通了照相艺术。那时他勤笔不辍，经常写作，供“荣宝斋”的应市佛语，其中一部分就是出自他手。

1960年佛学院毕业，通一考进研究生班文史系继续深造，从师于周叔迦副院长和高观如先生，其间参与整理编写“中国佛教大事记”，是研究生班的优秀者之一。

“文革”开始，国家动荡，社会不安，佛学院也不例外。通一法师因笔误“伟”为“佛”，横遭指责和批斗，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伤害。

1968年春夏之交，周总理派军代表进驻中国佛教协会，统一组织学习，逐步克服内部纷争，安定人心，通一法师才免遭进一步的劫难。第2年办“五七干校”，通一法师被军代表选中，随首批先遣队到吉林四平农场，先做住宿和伙食等后勤工作，待大部队到达后，与先遣队另3人一起被安排在团部上山采石，用作建房料石。他放炸药、爆破、打石，常常是灰头土脸、伤痕累累，手上结满老茧，惨不忍睹。一年时间为团部提供2000多立方的料石，1969年国庆，采石组受到军代表的表彰。

1970年，干校南迁。1972年通一法师奉调回京，在佛教协会工作，由于需要，随缘舍戒，以居士身份参与《辞海》宗教部分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编写。他生命的春天又一次降临，以满腔热忱投入到工作中。1980当选中国佛协理事，并在中国佛学院任教，讲授《佛学概论》、《俱会论颂》，还编写《俱舍论颂略解》等讲义。

1986年2月28日因煤气中毒，在京逝世，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