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传（36）

　　　　　　　　　　　　 ——谭天 著

走向佛门

清末民初的中国，是维新与革命相继演进的时代，从迷梦中惊醒的中国人，不但从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技术背后，看到了作为其后盾的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也看到了西方教团把社会各阶层连接在一起的凝聚力，看到了教会在组织国民提高他们的文化道德水准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于是不少志士，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注到了可能起到西教在西方所起类似作用的佛教。因而，在武力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潮思纷至沓来的时候，宗教救国的思潮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佛教在其中成了最令人瞩目的角色。佛教的影响在清末民初各社会阶层中空前扩展，处在转型社会的文化断裂，需要宗教的暂时填补；乱世中渴望甘露的人心，需要宗教去安抚。许多革命党人或由于原先对革命成功的期望过高，面对残酷现实在失望之余转向佛教，或由于对袁世凯的行径不满，对战事连连的形势感到不安而皈依佛门。

但也有许多志士在继续革命的同时，仍保持对佛教的信仰；有许多仁人受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欲以佛教济世度人；更有革命思想家，虽然并不信仰佛教，但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企图借助佛教贯彻救国救民的根本志向；也有不少慧根深厚的人士，在追求宇宙真理的过程中，迈向了更高的境界，追求着自我人格的圆满。

以上不同原因，使得辛亥革命前后倾向佛教的著名革命党人，在南北各省曾任军政府要职的有李尘隐、李子宽、王一亭、屈映光、黄恺之（后出家，法名大慈——笔者注）等；在教育、文化、实业各界的有章太炎、蒋维乔、谢无量、熊十力、范古农、张纯一、任重远等；维新人士有梁启超、蒋作宾、汤化龙、胡瑞霖等；曾任北洋政府要职而信仰佛教者，以国务总理熊希龄为最著名。

而在同时期弃官皈佛者像张克诚、徐蔚如、吴璧华等不胜枚举；南北各将领皈依的也不在少数，如陈铭枢、朱庆澜、陈裕时、夏之时和龚缉熙等，都负一时声望。

他们都遍布于民国初年林立的各政党，且多为各党的中坚人物。后来或成为虔信佛教的护法居士，或出家，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慧根初现永断酒肉

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缘去则散的。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佛种，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下，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在这生便在来世。

从中国酒乡绵竹出来的龚缉熙，继承了其龚姓家族的遗传特点，喜欢喝酒。小时候，父亲每晚在家小酌时，总爱用筷头蘸一点酒杯中的酒，点在刚会走路的小儿唇上，看他砸叭着做出各种怪相，享受着天伦之乐。渐渐长大的龚缉熙，酒量也慢慢增加。他喜欢喝酒，喜欢那略带刺激的醇香。不管是在家乡绵竹还是在成都当学徒的时候，他都要喝酒，而且嗜酒能饮。在那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更是离不开酒。在康定，他和当地人常常是用海碗大口大口地喝。

而且龚缉熙特别喜欢做一种川菜——坛子肉，用来招待朋友。尤其是冬天，他常常在自家住的地方，用取暖的炭盆做。

一天他在家做坛子肉，想招待几位好友。他把姜葱等佐料和肉放在一个半尺高的瓦坛子中，加点水，把坛盖密封死。然后把坛子放入棡炭盆中，用火钳将炭火盖在炭上，让火慢慢的燃烧。

然后，他坐在临窗的椅子上，一边看书一边等朋友。几小时后，肉香徐徐飘了出来。龚缉熙起身，将坛盖揭起，一边看一边尝味。这时在他内心深处，突然生起一阵自责：“难道，我就这样在酒肉中消磨一生吗？”他扔下手中的筷子，抬起穿军靴的脚，愤然一踢，“砰！”的一声，装着坛子肉的瓦罐破成了几瓣，肉香满屋。他一个人怔怔地坐在椅子上发呆。朋友到了他的房间，见满地都是坛子肉，愕然不知所措。龚缉熙对来的朋友说：“从今天起，我龚缉熙永断酒肉！”从此之后龚缉熙再也没吃过肉，即使在藏地如此艰苦的岁月里，他也坚持茹素。

那时的龚缉熙，还没有接触到佛法。他内在的慧根则在一点点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