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洒法语

能海上师从1932年起，直到1967年逝世止，前后30多年，其间除了广建道场、翻译佛教经典、撰写学记以及在解放后参加必要的政治活动外，几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讲经弘法活动。听过他讲经说法的僧俗群众，数以万计。

1932年，当他从西藏第一次学法归来，一到上海，就在班禅额尔德尼办事处讲经，同时在沪多处设坛，广作佛事。1933年初回重庆，在长安寺讲《心经》，旋即返蓉。当年春天在文殊院讲《俱舍论》，秋天在少城佛学社讲《华产经十地品》后又在成都大慈寺讲《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冬天讲《仁王护国经》，听众递增，每座达一千四、五百人，盛况空前。

1934年又赴五台山广济茅篷作半年安居，讲《基本三学》、《盂兰盆经》后，闭关静修，并译集经论。同年应上海佛教净业社的邀请，赴沪弘法，法会极一时之盛。

1935年返五台，安居中讲《比丘日诵》、《比丘戒本》、《菩提道次第科表》。应请到太原讲《比丘戒》及《金刚经》。后返回四川，赴理塘礼敬那摩寺老格西灵位，又从跑马山降巴格西学《中论》。

1936年上海举行丙子息灾法会，上师应邀到上海，在觉园班禅大师纪念堂讲经，每天都先说戒，后讲经，显密兼弘，深人浅出，四众云集，每天听经的人数过千，盛况少有。讲经圆满后，他再赴五台，住广济寺，译经不辍。这年4月初，文殊圣诞，应请接任广济茅篷住持，外部事务仍由广慧老和尚打理，上师专领大众熏修戒定，回向众生。4月16开始领众结夏安居。寺内分禅堂与念诵堂，禅堂坐禅修观，与普通禅寺相同，原住僧人早晚上殿外，在此参禅。念诵堂又分观诵与讲诵。观诵依仪轨持诵观修，讲诵依经律辩论决择。这时来山上学法的僧人约40人，先办观诵。能海上师选择行持有素的僧人，亲自领导大家念《大威德十三尊仪轨》，其他的就念《五字真言》。安居期内每天下午讲经2小时，初月讲《四分戒本》，中月讲《定道资粮》，后月讲《菩提道次第摄要颂》。上师除领众行持外，还亲近菩萨顶扎萨喇嘛，跟着他学习随译《现证庄严论》，兼学其他密法。并请人造大威德双身像，高约4尺，冬天的时候当像做好，上师亲自烧护摩，请扎萨喇嘛装藏开光，并传大威德十三尊灌顶，上师与弟子对喇嘛本尊隆重供侍。1936年冬，因藏密法派与内地僧团共住一寺，难免抵触。上师深感欲弘宗喀巴大师法流，必须独自建立道场不可。于是与扎萨喇嘛商议，取得同意后，在1937年初，将本尊像及众弟子，迁到善财洞居住。

1937年春，山西太原海子边佛教会会长力空和尚、省主席赵戴文、居士李晓峰等请上师讲经。于是他留下少数人看守道场，其他的僧众跟上师一起到太原。他与弟子一起步行，沿途集中念经修法。并告诫弟子：“凡于说法处应威仪具足，防护他心，免生疑谤。”到太原后，讲《菩提道次第科颂》、《文殊五字真言》及《金刚经》。

1937年日寇入侵，抗日战争爆发，他率弟子入川开办道场，途经武昌，应请在三佛寺主办法会，讲《仁王护国经》。讲经结束后，又为方广寺比丘尼讲戒。9月间到达重庆，筹办法会讲经。后至成都，接住近慈寺，建立密乘金刚道场，讲《定道资粮》。1938年，先后赴少城佛学社、文殊院、昭觉寺等处讲经、传戒。翌年接任峨眉山毗卢殿住持，不久去重庆自力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并重讲《生起次第》。

1941年，他第2次从西藏学法回来，即在近慈寺传戒。随后到绵竹县汉旺场云悟寺、广汉龙居寺讲经、传戒。1942年至1944年，先后在近慈寺讲过《生起次第》、《定道资粮》、《圆次大要》等多次。1945年夏天，偕同一部分僧人在彭县太平寺安居，讲《法蕴足论》和《大威德生圆次第》。因发起修建龙兴塔，特讲《佛塔功德经》。1947年5月起，先后开讲《圆成次第》、《法蕴足论、》《生起次第粗细修法》、《慧行刻意》等。翌年始讲《毗卢仪轨》，亲自率四众念诵。1949年4月，美国学者罗加思，经人介绍来近慈寺听能海上师讲经，并受皈依，留寺住3月。同时还有比利时天主教徒二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一人来近慈寺参加听经。这年夏天，在峨眉山砖殿讲《普贤行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