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崇《阿含经》精心撰写《学记》

《阿含经》是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主要内容为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四禅、生死轮回等小乘佛教基本教义。我国汉地佛教，历代多崇尚大乘，故对属于小乘的《阿含经》较少研究。能海上师在初学佛时，也“不识《阿含》大教无上无穷，未肯虚心学习”。但自从到西藏学法以后，就“渐识门路”，开始重视《阿含经》，认识到《阿含经》乃佛亲口所宣，应该好好学习。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加对《阿含经》备加推崇，“不顾年迈体衰，不怖经多文广”，发誓“一日不死，必学一日”，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从1960年起，就先后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增一阿含》和《杂阿含》等，并根据当年在西藏得康萨仁波切口授的教义，结合自己平时多年的学习心得，撰写《学记》。1962年他完成了《增一阿含学记》，以后又为《杂阿含》续写《学记》。在序文中，他还把《阿含经》的精微义理，看作是佛法的“入门要道”，认为“服膺《阿含》，全心遵行，则神通光明不求而自来”（《增一阿含学记序》）。于此可见其对《阿含经》的尊崇程度。

当时能海上师完成《增一阿含学记》后，待者幻慧师父，有缘抄录了一遍，抄完后恭敬呈还上师，上师笑着说：“此是文殊菩萨亲自点了头的哦！”也就是说已获得本尊印许，由此可《阿含经》的重要！

4、般若为宗重在行持修证

能海上师在拉萨学法时，就特别重视般若。后来历年说法，无不以般若为宗、他曾在一次讲经法会上对大众说：“人家问我们是什么宗派？我说我们的宗派：就叫大般若宗。我们是学般若的，以般若为宗。”他所讲的般若为宗，与我国南北朝时流行的般若学派不尽相同。他之学习般若，重在行持事相，所谓融理于事，于事上显般若。他常说：“般若要从八正道练习显现，方是真般若。盖真谛本无言说，一落言说，即是俗谛，即必须依八正道说也。”他还对“般若”二字作解释：“慧者何？般若也。般若无相，寓于六度万行，故曰慧行。若废行而谈慧，则慧亦无用”。可见他谈般若，意在行持修证，与空谈般若玄理者迥然不同，而是内证般若，外照诸法，最后达到理事无碍，法法圆融的境地。

能海上师的佛学思想很丰富，除上面所讲的四点而外、还有“缘起性空”、“真俗二谛不离”等种种中道观。

能海上师一生弘法，他的佛学思想利益了无数众生，我们择其弘法片段，可见上师的风采。

树近慈家风

能海上师在近慈寺传法弘法，皆依佛制，以戒为本，严格按照教制而行，渐渐形成了严厉的学修体系。

“尊重师承，依戒摄僧”。是能海上师在近慈寺最为强调的。佛法慧命的传续在于师资，能海上师常爱讲他曾受法益的善知识，从张克诚居土到康萨仁波切，无一不提到。上师对自己的亲教师贯一老和尚，五台山的扎萨喇嘛和教《毗卢仪轨》的兴善老喇嘛都有所供养，恭敬礼拜。近慈寺每半月诵戒，上师都要著衣持具去礼拜问讯，生活住处安排都很周密。

上师传戒讲经之前，必先礼师长，然后升座说法，对那些曾给他应酬过师承的法师或老和尚，上师总是迎来送去，恭敬供养，礼拜问讯。他对弟子，不仅施法而且施财，从不吝惜。上师自己每天念经不断，经常讲经，翻译集著，很少休息，还处理寺务接待尼众居士问法，及来访客人，晚上还要修观习定，为法为僧，精勤无畏。他让老比丘收弟子，一则老有弟子侍候，二则有师父负责教管。

近慈寺女居士和尼众除听讲外，太阳落坡以后不准入寺，平时到寺中必须两人以上，到能海上师处问法，上师要求自己的侍者必须在旁边，如果访客要会见僧人，必须在客堂见，不得入僧舍。一次，上师住在昭觉寺，他的长女来告诉他家里生活很困难，上师告诉他说，三宝的财物是不可以徇私的，竟分文也没有给。当时他的侍者因亲生女来谈家常，不便旁听便悄然离去。事后，上师都严厉责备了他，说他有三过：1、不大开房门，2、不高挂门帘，3、不应离开时不别而去。后来住文殊院，有女客来访，谈话中侍者微露笑容，客人离开后，上师责他失戒失威仪。

能海上师自己书写了座右铭：

厚福受享，德性堕落；名誉光荣，我慢加等；

养生优厚，病难更多；顺境安适，般若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