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爱和平

纵观佛教的历史，佛教徒决不主张用刀枪来统治世界，而是慈悲为怀，希望世界和平安宁。人们不仅会问：佛陀的教诲对当今世界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它或许能起到很大作用，也或许不能。问题是，假如我们处处能够遵循佛陀的教导，我们必将能为世界赢得和平和安宁。从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到圆瑛法师“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我等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保卫世界和平是最大的佛事。”可以看出，爱国爱教爱和平是每个佛教徒的本分，能海上师自不例外。曾经作为军人的他，见过太多的杀戮，其结果并没有求得一个和平的社会。他以为从军可以救国，然而外部的纷争不就是人内心纷争的结果吗？能海上师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从根本上了断恶的念头，从根本上离苦得乐；都是在为国泰民安而行动着，爱国爱教爱和平是他一生不变的主题。

“护国金刚道场”赤子的表白

从来，能海上师都是将自己所办的道场取名“护国金刚道场”，从成都近慈寺到后来的重庆、上海、绵竹等地的道场，无不冠以“护国”二字，由此可见，上师的一片赤子之心。

1931年，日本出兵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扶持溥仪在东北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5年5月，日本又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拥有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中国华北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北屯军司令梅律美治郎，签定了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何梅协定”，自此日寇侵华越来越猖狂。

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息灾免难，上海佛教界人士及社会名流和上海佛教各团体，在l936年发起举办了一场“丙子息灾法会”。法会在上海佛教净业社举行，从5月18日到6月3日，参加的人有王一亭、太虚、大悲、江味农、范古农、常惺、圆瑛、赵补初、屈映光等。持松阿阇梨任东密主座，修尊胜佛顶法；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大法并传灌顶，法坛内设延生存亡之位。能海上师应邀在4月24日到5月16日讲《菩提道次第》及传菩萨行愿戒，法会还没有结束，能海上师又匆匆地赶回五台山，在文殊菩萨诞辰日（5月24日）接任广济茅篷住持，结夏安居，讲授《四分律戒本》、《定道资粮颂》、《菩提道次第科颂》，随即在此摄受徒众，建立密坛、传授密法。由此可见上师爱国爱教两不误及弘法的辛劳。

1937年7月7日，侵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于夜间在卢沟桥北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士兵擅自离队便解未归，诬称该士兵失踪，藏在宛平城内，要进城搜捕。中国驻军吉星文部率37师师长冯治安之命，坚守宛平、拒绝日军入内，双方开始紧急交涉。但日军肆意挑起事端，毫无诚意，在8日晨4时50分，对卢沟桥发动全面进攻，打响了攻城第一枪，于是爆发“七·七事变”。仅8日一天内，日军就攻城3次，均未得逞，“七·七”卢沟桥抗战从此开始。

抗日战争爆发时，能海上师正在太原讲《菩提道次第科颂》、《文殊五字真言》及《金刚经》。当时听经的人很多，有的白天来不了，上师就把时间改在晚上。一切都依律行持、托钵受食。由于战事很紧，上师的《生起次第》没法讲完。他对信众说：“学法艰难啊，魔障众多，国事要紧，只能暂停讲授了，我们一起修法来应变。”然而一切都无丝毫的好转，上师对弟子说道：“现在回五台山已经没有可能了，国难当头，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回转，必须办大法会，集中群力，但目前因缘不具。你们先各找住处，告诉我地址，我回川找地方，办起道场，再汇钱给你们，大家好来川。”在逆境中的能海上师，爱国爱教之心有增无减，悲悯弟子无以复加。大家都不愿离开上师，都要求与他一起回四川。由于不愿沦于日寇的铁蹄下，上师毅然带领徒众41人回四川。

能海上师先带3、5人到汉口，住在佛教正信会，其他的人随后而到。因为正信会地方小，很难容下那么多人。正好武昌三佛阁大鑫和尚邀请上师举办法会，在法会期间，上师讲《仁王护国经》，四众云集，有很多的供养，于是都给了三佛阁常住，也解决了大家的基本生活。上师沿途讲经，在给武昌万广寺比丘尼讲完《比丘尼戒》后他打算入川，而所有的弟子们却没有经费。这时，有两艘商船，特别优待僧人、免费供吃的，还提供零钱，于是师徒们顺利到了重庆。并在重庆举办法会，上师仍然讲《仁王护国经》。后回到成都，先住到文殊院，举办了比重庆更大的法会。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由文殊院退院方丈法光和尚，将该寺下院石羊场近慈寺交给上师开创为黄密道场，题额为“护国金刚道场”。率领徒众每日诵经祈祷，息灾护国，并常赴重庆、武汉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宣讲《仁王护国经》，号召佛教徒抗日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