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的拒绝

能海上师解放后对待政治活动的热情，和他解放前的冷淡态度截然不同。

1944年5月。重庆。蒋介石为了让外界不认为自己的政府独裁，于是决定让佛、耶、回、天各宗教领袖在重庆组织成立陪都宗教联谊会，推于斌、太虚、白崇禧、冯玉祥、陈文渊等任常务理事。派人征聘能海上师为顾问，佛教的常务理事由太虚法师担任。然而，能海上师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尊重的太虚法师的加入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他谢绝了。同时，也回绝了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职。

太虚法师是中国佛教改革的倡导者，被称为中国佛数界的马丁·路德。他提倡：

第一，教制革命。认为僧伽制度的改革是佛教革新的先决条件。因此，要求废除传统的剃度制与子孙住持制，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僧才，住持寺院。

第二，教产革命。他要求积极地转换庙产的功能，使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兴办佛教教育与社会慈善事业。

第三，教理革命。他主张剔除传统教义中的迷信成份，提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论断。

只是这些激进的思想在当时不可能被佛教界立即接受，于是他通过办学来宣传自己的主张。1922年在武昌始创佛学院；1925年往山西朝拜五台山，并讲演佛学，同时率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并于秋天去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美国讲佛学。在法国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开了中国僧人去欧美传播佛教之先河。

可能海上师所走的路径多少与太虚法师有异，他不仅拒绝参加联谊会，同时，也拒绝了来自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能海上师在近慈寺讲经，其说法之妙听众之多，是很少见的。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西欧学者都前往听经，其法雨广洒，已是誉满中外。1940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命美国驻华使馆成都编译处处长Christion与编辑主任Ellist，持其亲笔签署函，到近慈寺拜会上师，邀请赴美讲学。其信上写有“中国南郊近慈寺，能海大法师：敬请驾临我国，弘扬佛法，以济国人道德之贫乏……”等语。能海上师以法务在身，辞谢了，并对来人说“今后有人去”。

这足以证明：能海上师不仅是深于佛法，而且是很有政治见解的一代高僧。

举办各种护国金刚法会

在能海上师广为弘法的时间中，正值中国饱受战乱的年代，因而上师办法会的主题多为祈愿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抗战时期，上师曾在绵竹祥符寺庙门前的广场上烧火供以祈祷世界和平，烧了许多食物、衣料等日用品。当时正值抗战，物资极端缺乏，因此引起绵竹中学学生的不满。正好能海上师在绵竹公园剧场讲经，学生们被通知去听经。上师有针对地解释说：烧供是为了达到祈祷和平的功德。因为佛法是有能量无形无影的东西，就像电，只有能量显示而并没有具体物质一样。经他这一讲，学生们基本上接受了烧火供这一佛教形式。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成都昭觉寺举办和平大法会，由能海上师讲经，每天都有三、四千人去听，所有参加听经的人，无一不被上师的慈悲所感动。随着战事的频繁，上师曾联合各宗派和广大僧众向国民党政府呼吁，依顺民情停止内战。然而请求没有结果，这年9月，上师在成都文殊院举办了“消灾灭却金刚法会”，祈祷消除兵灾浩劫。上师亲自主持法会，设坛讲经。在15天的法会中，能海上师讲了《仁王护国经》、《华严经》等。在每天的讲述中，不辞辛劳，始终如一。每讲一段就引用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作比喻，因其教理通融，又具有很好的辩才，深人浅出的阐述，吸引了无数听众，而且人数天天都在增加。达官显贵、贩夫走卒、保姆老人，都诚心恭听，其场面为历来所少见。

更有趣的是，在上师弘法期间，除各阶层听众外，来自附近县乡数以千计的乞丐，每天成群结对的在文殊院外的街道上，排成一条龙，一直到北大街火神庙一带，专门等每天听经完毕齐声大喊：“大善人施舍！”许多因听经而萌发善念的人，多乐意施舍，因而乞丐们得到不少实惠。每当上师讲经一次，就是乞丐一天的收获，也为他们种下了善的种子。

1947年，应重庆僧众的邀请，上师在重庆成立了护国金刚道场，交由弟子清定法师主持；1948年上师又在上海成立护国金刚道场，开始安居弘法。由此可见能海上师的爱国之心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