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26)

牟秀云 著

这时，国民党大官员们仍频频派人光顾宝山寺院，常到狮子山慈云寺院劝我还俗返回部队，继续为党国效劳。我虽竭力回避，看在旧日同事的情面上，仍不得不虚与周旋。一向洁身自好的澄一老法师看在眼里，恼在心上。他把我叫到方丈室，敦促我即刻起程，到成都昭觉寺受戒：“清定，你如六根不净，难成正果。还是早离山城这是非之地，到我出家的寺庙去潜心皈佛吧！”

　　次日拂晓，我按澄一法师的指教，身着土布衲衣，脚蹬草鞋，背负换洗衣物，怀藏澄一法师写给昭觉寺方丈定慧法师的介绍书礼，不等寺院报晓晨钟敲响，就踏上了成渝公路，前往成都。我晓行夜宿连续步行七天七夜，沿途隐姓埋名，躲过了监视和盘查，万分艰难地来到澄一老法师介绍的成都昭觉寺。当时，定慧和尚是成都昭觉寺方丈（定老是一九三八年，即戊寅岁冬任昭觉寺方丈的）、昭觉寺佛学院院长、传戒和尚、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那时，定老在昭觉寺农禅并举，这方面做得很好。他老在一九三九年改良旱土为水稻田，使用抽水机，灌溉山梁高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提高产量，昭觉寺的粮食供应有保证。定慧法师曾两次出任昭觉寺方丈（1938～1945年，1947～1952年）。

（九） 昭觉寺里苦读经卷

　　一九四一年冬月十七日，我到成都昭觉寺依定慧法师座下受具足戒。当时，昭觉寺有常住僧众500多人，佛事、农业搞得很好。这年冬日，成都市佛教协会在照觉寺举办了规模颇大的传戒法会。在钟鼓齐鸣声中，我出家不到半年，先后拜受沙弥、比丘和菩萨，“三坛一戒”。法会上，担任“戒和尚”的定慧法师特地走到长伏于地的我跟前，摩顶诫勉我：“清定，发心出家，功不唐损（功夫不负有心人，诸佛菩萨知道的），诚心求戒，上品上戒。”鼓励新受戒的我不要动摇意志。我则面向佛像，发下了“皈依上师三宝尊”的宏愿，决心苦修戒学、定学、慧学“三藏”，以普度众生之苦为己任，伴着暮鼓晨钟在荧荧青灯下苦修行。不知不觉两天三天过去了，也不知饥饿和寒冷，我打开一幅幅黄布书，默阅着探讨宇宙人生哲理的一部部经典，有时眼花缭乱，疲惫至极。但我的精神特别专注，当我读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实相者则是非相”时，竟恍惚看见经书上射出道道“金光”照亮满室，四壁生辉，全寺师兄师弟传为奇事。定慧老师父得知后，以手加额说：“清定佛缘不浅，造化无量。”

（十） 跟能海上师学法

　　一九四二年春，能海上师主译《大时轮上师相应法》于近慈寺，并举行大威德金刚灌顶20余日。四众云集，兴大供养，盛况空前。我经宝光寺老方丈贯一大和尚（能海上师的受戒恩师）介绍，住文殊院听能海上师讲授《大威德生起次第》。我对释迦世尊及宗喀巴大师、能海上师颇为深信。能海上师对我的影响最大，是我心中最敬爱的无上大宝恩师。从此，我追随能海上师学密法。

　　我初入成都市南郊近慈寺时，正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能海上师在近慈寺安居，设坛讲经，讲《大威德生圆次第秘密伽陀》，僧人受戒安居学法。招来僧人佛弟子信众甚多，致使庙堂拥塞不堪。为了限制听众人数，维护法坛尊严，市佛协规定：一般穿铜青、泥皂和木蓝僧服者，不许入内；有资格穿大红、大黄袈裟的大和尚，才被允许入殿。我进庙不过一年，具戒只有数月，在论资排辈、等级森严的寺院，我哪能有资格穿红着黄，但是定慧老师父对我特别关心，特赠给我方丈穿用的金黄千佛袈裟，让我去听能海上师讲经。

　　大家已经进堂诵戒，我无法进去，自恐难以参加此次安居学法，我就把行李放在韦驮菩萨像面前，跪拜韦驮菩萨，求韦驮菩萨保佑我这次能安居学法，听能海上师讲经说法，希望韦驮菩萨同意摄受。我在戒堂里诵经时，能海上师早已知道，召侍者到韦驮菩萨前叫我听讲经，参加安居。

　　近慈寺系能海上师于汉地开建的藏密金刚道场，一向以学修精严著称，僧人学法，以资历分住各堂，次第森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