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39)

牟秀云 著

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出家人，即真正是第一大喜事，第一殊胜之事。可是出家的人，一定要认真修行。一个出家人修行要是没有好的结果，于家庭必有损害，于自身必定堕落。佛家常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出家人修行是第一个重要的大事，你修行证得圣果，超出三界，即是成就了；如若沦落六道，六道轮回就要还施主的债，十方的供养你必须要偿还。人家不是白供养你的，一定要偿还。如果你证得圣果，成了佛菩萨，供养你的人都有福了，也不要你还债，施主的确种了福田。所以发心出家的人一定要以修道为要务。我1951年到1955年在上海金刚道场，依能海上师家风弘法。

金刚道场当时有出家人20多位，居士有400多人。1955年有人提出“郑全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把我逮捕了。我对狱方说：“周恩来总理当时是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的主任，我参加国民党是周恩来同意的，我的个人历史早就向党交待了，我的档案早就交给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呈报上级，我的历史问题1950年就向党交待了。”我到了上海提蓝桥监狱，狱方有人对我说：“你是国民党的人。”我说：“我吃共产党的饭，共产党养活我，共产党对我有恩，难道我不是共产党的人！”当时监狱里有500多人。人家吃苦头，我没有吃苦头。狱方说：“郑全山守狱规。”当时狱中病人多，其中有一个30多岁的病囚得了肺炎，整个的肺脓肿得吐脓吐血，整天疼得嗷嗷叫唤。牢房狭窄，搭不开铺，别人都怕肺病传染，不乐意过问他。狱方就把他抬到院子里，汤药无人问，饮食无照应。我记得有一个山东人，姓秦，豪快直爽、讲义气，看到无人问他，就悄悄地对我说：“这个世道无好人，无悲心。”他知道我是个和尚被捕入狱，见我就请求说：“地藏菩萨救他吧！”俗话说“身病好治，心病难痊”。人心要有病，医治不容易。一个人进了监狱，举目无亲，自己的病很严重，又没有钱吃药，病囚心灵上压力大，病越重，心里也越苦恼。当时我看到他很可怜便对他说：“你不要哭，我来好好的服侍你。”这囚友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不到半月肺炎痊愈了。此事获得狱方好评，领导由此知道我的医术，命我作“狱医”。我从经书上看佛在世时，为了给人治病，在戒律上面对看病、养病、送终、埋葬都特别订有详细的规则。可惜后人都不遵照实行。我在监狱里，我要学习释迦佛把病囚当作僧人，我耐心治好一批又一批“病囚”，囚众称赞我是“狱中的白求恩大夫”。我把牢房当作病房，这是诸佛菩萨赐给我潜心修行学佛、精心修持的好机会。在这20年里，我加强自己净化，乃诚心忏悔自己的业障，心系佛经，精进修行，佛法教化我能看破、放下，很自在。直到1975年我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呼吁下获得了释放。我的家乡很好，我自己在家乡行医救济病人。1985年，政府落实了政策，彻底给我昭雪平反。

（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要人弘道，必须育才明道，培养僧人有大才，方能弘扬大道。1992年1月7日，赵赴初会长于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中国佛教协会给昭觉寺来函云：“培育僧才，此乃当前头等大事，朴老乐赞厥成。至于院名，似以不标明禅密净之宗义为妥，不妨迳称为‘昭觉寺佛学院’。”因此，我于1992年春，办起昭觉寺佛学院，现在师僧70余人。我常到学院视察教学，并讲戒定慧三学、讲心经，教僧学法修心、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对学僧悉心关照。一年给学僧制2件优质黄料僧装，发鞋袜，提高衣单费，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