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性看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　(2)

◎ 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齐晓飞

(二)

　　1949年解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政治面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天主教、基督教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废除了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我国的五大宗教成立的全国性、地方性爱国团体和组织，发挥着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广大信教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建设者的作用。许多宗教上层人士走进了各级人大和政协，以主人翁的身份，发挥着参政议政的作用。总之，面貌一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已不再是什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工具了。

　　本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观察宗教问题应该有新的视角。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没有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认识，而是仍将老祖宗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话当作是可以普遍套用的绝对真理，固守不变。马、恩对宗教少有肯定性的评价，倒是讲过许多生动形象的、但是是否定的话，诸如“锁链”、“颠倒的世界意识”、“人使自我空虚的行为”、“虚构的花朵”、“虚幻的太阳”等。这其中，我们的这些同志尤其是对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名言，作了不分时间、地点的教条式解读。这句名言绝不仅只是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它被列宁称为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这些同志就是站在这个“基石”之上，去认识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的。

　　由此一来，这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实际上总是习惯于先从哲学的、形而上的立场出发，就宗教而言宗教，往往看不到、或者说是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结果是“见教不见人”，或者是“先看教再看人”。所以，他们首先得到的认识，自然只会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差异和对立，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对有神论的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这往往使得他们，在还没有深入认识宗教问题之关键──信教群众的问题的时候，头脑中就早已有了关于是非的成见。这种成见，反过来又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总是把信教群众，看成是有着落后思想观念的人；把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是封建迷信。这种认识宗教社会历史作用的方法，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客气地说，是有本末倒置之嫌的。

　　　　　　　　　　　── 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潘岳（国务院经济体制改）

　　我们应当注意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欧洲，特别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们对鸦片的理解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对于鸦片的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马克思还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到“来世的智慧即宗教。”关于宗教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马克思眼里，宗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也谈不上必然反动与愚昧，更不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

（摘自《深圳特区报》 2001/12/16）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

　　　　　　　　　　　　　　　中共中央 2001.9.20

　　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