钵盂庵又名迎祥寺，坐落在鸡足山南麓钵盂山下。庵宇处在两山涧之中。此处山形丰隆圆起，从四周环视，好似一钵盂置于巨人脑前，所以称之为“钵盂庵”。钵盂庵系明嘉靖年间信士陈肇建，而后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尤其是清道光年间以后屡遭兵燹战火，长期破败不堪而无人修葺。当虚云和尚率徒众进住时，钵盂庵依然是墙倒壁坏，遍地瓦砾。大雄宝殿前院坪中的茅草高能没人。诸殿之中佛像大多残缺不全，一寺没有一栋完整的殿宇。住进之后，在诸信众的资助下，虚云和尚率众人诛茅草搭茅蓬权为佛殿，每日在此礼佛上殿。僧众严行戒律，戒荤茹素，僧行僧装。没有寮房，虚云和尚与僧众一样住搭盖的茅蓬，事事为表率，常以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誓来开示众人。在虚云和尚的言传身教之下，僧众也逐渐懂得了守戒的意义和戒律的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钵盂庵的僧众能够奉守戒律，而且在其影响与推动下全山诸寺的僧众也逐渐戒荤茹素，独身僧装了。与此同时，虚云和尚主持的钵盂庵虽然寺中常是餐无宿粮，但却依十方丛林之规制行事，对十方来众皆遵法制接待之，从而打破了全山皆为子孙庙的局面，外地来此游方参学僧众也日渐增多。过了一段时间，整座鸡足山香火缭绕，梵呗悠扬，僧俗两界皆誉之为再现迦叶尊者弘法道场风貌。

却说在修复钵盂庵之初，虽然当地信众踊跃捐助，可由于修复工程浩繁，所需资金数额甚大，加之大理地处偏僻，民众贫者甚众。为此，虚云和尚数度只身前往腾冲和南洋一带募化。在往南洋募化时，经缅甸而至马来西亚槟榔屿，再至吉隆坡，应请开讲《楞伽经》期间，得到敬安和尚（即寄禅，又称“八指头陀”）等人发来催促急速回国的电报。敬安和尚等人的电报事出有因。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7）前后，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洋务派为了重振儒家教育，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教育救国的旗号下，提出没收寺院庙产以兴学的主张。光绪二十五年（1898），洋务派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刊印所著《劝学篇》，提出学堂“可以佛道寺观改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此论上奏后，光绪皇帝即诏示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正，付诸实施。第一次全国性的提取庙产兴学的风潮也就由此而起。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形势，佛教四众弟子和社会部分名流挺身而出，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据理力争以保护寺产。时为浙江宁波天童寺方丈的敬安和尚（即“八指头陀”）带头上书自辩，并且多方提出抗议。然而，毕竟是势单力孤，奏效甚微。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提取寺产兴学之风刮进云南，全省僧众联合致电虚云和尚，要他尽快回国领众维护寺产，以保存佛教。也就在这时候，又收到敬安和尚再次拍来的电报，也要虚云和尚尽快回国，共图挽救佛教之大计。于是，虚云和尚于次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节后即踏上了归途，五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的不久，虚云和尚就同以敬安和尚为首的中国佛教会的代表们北上晋京请愿。到北京后，虚云和尚与众人一道入住于贤良寺。很快，虚云和尚来到北京的消息就在京城里王公显贵中传开了。肃亲王善耆和龙泉寺住持道心和尚更是热情接待。在肃亲王善耆等人的关照、指引下，虚云和尚又一次面见了慈禧太后。没过多久，光绪皇帝下旨，停止提取寺产兴学，“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随着此谕的颁布，加之全国广大佛门四众弟子多方努力护寺安僧，没多久全国各省提取寺产之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

也就在这次晋京期间，虚云和尚通过肃亲王等向朝廷提出颁赐《龙藏》以为镇寺之宝的请求。几天过后，光绪皇帝即颁旨，钦赐一部《龙藏》给鸡足山钵盂庵，同时为钵盂庵赐名“护国祝圣寺”，诏赐虚云和尚“佛慈洪大法师”之号，并嘱虚云和尚奉旨回山传戒，又赐紫衣钵具、玉印和锡杖、如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