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经以弘法

在主持鼓山涌泉寺整顿规矩、重振道风的同时，对于寺中印经弘法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光大，虚云和尚也是很为注重，多有建树。

鼓山涌泉寺长期以来，素以刻印经书，广弘佛法和收藏经版众多而闻名于海内外。宋代鼓山涌泉寺曾以镇江金山寺拓本刻印名士苏轼亲笔抄写的《楞伽经》，以刻工精细，印成后有与金山原本不辨之佳誉。明清时期，元贤、道霈和尚二代住持对刻经、著述尤为建树突出。他们二人著述就有7500余册，经版有万余块。其中仅道霈和尚所著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就有120卷，48册，经版多达2425块。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或遇天灾，或遭人祸，涌泉寺中所藏经版亦多受损毁。所以，晋院之后，虚云和尚每每思及明代元贤和尚以来的历代祖师，创办并相继苦心经营多年的“永通斋”，以通锓经版印刷流通佛典法宝，功德无量，所费精力也非能言尽。因而想到自己回到祖庭，继承法席，整理、收藏好寺中所藏经版，光大前贤佳德，广弘佛法，责无旁贷。

正是这样，晋山之后，虚云和尚首先以戒律众，强调昔日世尊遗教，谓佛在世，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民国十九年（1930）主持启建戒坛，传授三坛大戒之前，虚云和尚就倡印《三坛传戒正范》，以正戒规。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坛传戒正范》重印即将告竣，虚云和尚亲撰《重刊三坛传戒仪范后跋》，对当时一些寺院传戒不如法，有违规制的做法提出批评，“法运秋晚，魔强难支。戒行不严，道风不振。察其原因，盖由滥设戒坛之过咎，弊病丛生，慧命丝悬，危如垒卵。”重申自己之所以主持重刊此《仪范》，目的在于“庶足以补过去之漏，匡未来戒法之疏”，使佛法在中华大地盛传。

对于寺中所收藏经版的整理和收存，虚云和尚为之颇费脑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届66岁的饱学之士张玉涛居士出家后来寺求戒，虚云和尚对这位名明一号观本的新戒慧眼识宝，散坛之后特地留其在寺中整理经版。在虚云和尚亲自主持下，观本很为发心，仅一年时间就编著完成《鼓山涌泉寺经版目录》一卷。虚云和尚亲笔为之撰序，追述佛法东渐的历史，缅怀寺中历代祖师不惮辛苦致力于刻版印经和建设正法眼藏的业绩，强调“参禅须开宗眼，阅教须明教义。”虚云和尚又认为这次整理经版，编著目录“依补亡之例，立整理之条”，并且“加丹黄之标签，分简册之部居，考译撰之人名，经锓梓之年代”做得很认真，“查其钧稽，尚能如例”。

在编著《鼓山涌泉禅寺经版目录》过程中，观本法师在藏经楼发现《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大涅槃经》等残本。虽然久久无人披读，但却大部分尚存，只缺40余卷。又经寺中知客清福等首倡募缘装潢，释道化等发心将所缺部分手抄补齐。虚云和尚对这些经典，“朝夕肃然，若对古佛也”，主持将其刻印，广为流布。此后不久，朱庆澜居士等在西安发起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拟将福建涌泉寺所存《大般若经》等一并收入。对此举，虚云和尚很是赞同，并且亲自为之撰序，以示祝贺。序中认为佛教典藏，“斯诚希世之珍也”。在末法时期能“得睹此集大成之伟略，不特于佛法上放一异彩”，而且意义尤为深远。

从虚云和尚的弘法生涯来看，他一贯对刻经以弘法非常重视。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应梦佛和尚之请，虚云和尚在云南昆明筇竹寺讲《楞严经》后，即在寺中主持刻印《楞严经》和《寒山诗》，以广结法缘，力播法音。民国十八年（1929），应请入主鼓山涌泉寺后，虚云和尚更是一如既往，在主持重振祖庭之中，努力光大前贤刻经弘法的优良传统。数年之中，虚云和尚主持刻印了《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大涅槃经》等经典，整理、增订《佛祖道影》、《联芳集》等史籍数种。这对于丰富中国佛教经籍库藏，为当代乃至后人研究中国禅宗发展史都有着很为突出的意义，产生很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