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和尚强调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者是统一体，但是受戒者当明白此中“最要深研戒相”。在虚云和尚看来，“戒相虽多，不出心境”。这就是说受戒者持戒、护戒如何关键又在于其心的降伏程度。就此意义而言，虚云和尚较为准确的揭示了持戒、护戒与修心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即受戒者持戒、护戒严，那么必能有利于其降伏自心，清除习气。从另一方面说，受戒者对于自心把握较好，牢牢主宰住，不为情境七欲等所转移，持戒、护戒也必然较好，甚至可以防止与杜绝犯戒之举。对于这一层相辅相成的关系，虚云和尚曾以“诸位发心受戒，于此须善用心”来做总结与概括而告诫众人。

对于自己在江西云居山主持权施“开自誓受戒方便”之举，虚云和尚一再对众强调这是因缘不凑，万不得已而为之，要求众人不要误解，而且在得到戒牒之后，对于“毗尼威仪，规矩法则，切须学习”，严格奉持，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视同儿戏。虚云和尚还苦口婆心地劝告众人，“若诸位不肯留心，不能如戒行持，则盗佛形仪，妄称释子。唯为一纸戒牒，徒挂空名，则日后之果报不可言说，是为极苦。”因此，虚云和尚一再叮嘱众人，对此一定要慎重。正是这样，一贯坚持如法传戒的虚云和尚，以因缘不凑而施权“开自誓受戒方便”。尽管当时条件所限，但他还是坚持如法如仪，丝毫不懈，严格进行。这在50年代的当时说来，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戒法有开遮。奉守顺因缘

虚云和尚入佛门之后，即严守戒律，近百年如一日，始终如一，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堪称表率。然而，自印度传入中国的戒律条文，是当年释迦牟尼佛为规范、约束众弟子的举止行为制定的。戒的制定，是根据当时西域社会制度与民情风俗为依据。释迦牟尼佛在制定戒有性戒和遮戒两种。所谓性戒，又作性罪戒、主戒、旧戒，是根本的戒，指波罗夷罪等，如五戒中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犯者不通忏悔。其所犯不待佛的制戒，亦不论出家与在家、受戒与不受戒，若犯之未来必定受报。因其自性就是罪行，为业报的正因，为社会普遍认定的罪恶，并有法规制止之，所以称为“性戒”。遮戒则是依据释迦牟尼佛的遮制即因事、因地所制的戒，又称息世讥嫌戒、新戒、客戒。通常较性戒为轻，即一般社会不认为罪恶，而佛门为了防止世人讥嫌，避免由此引发其他犯罪而制戒，如酒戒，犯者可以忏悔。与此同时，佛教戒中还有轻、重之别。对此，虚云和尚在严奉戒律的同时，深入研究，多有见地。虚云和尚多次为求戒者讲说戒律，都反复告诫众人要明白戒中的开遮、轻重，以区别对待，准确奉守。晚年驻锡江西云居山，1955年虚云和尚在为新戒们讲说戒制时，又一次强调要区别戒的开遮、轻重，并且特别列举戒中有“掘地纺织”等内容，指出这是释迦牟尼佛为“避世讥嫌而制”。因为当时印度社会中出家人以乞食乞衣维持生活，“一心修道为出家人本分事。若自己营谋衣食，便招世讥嫌。”释迦牟尼佛正是根据这样的实际方制定“掘地纺织”等戒。由此而引发开去，虚云和尚指出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到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都同印度当年情景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佛教徒在受持戒律时，就要明白这一道理，“必须因地、因事、因时以制宜，决不能墨守绳法。”而且，“我们对于受持遮戒，贵在遵循如来制戒之本意，不在于死守条文。”基于这一原则，虚云和尚主张“若得佛意，虽与条文相违亦名持戒。若不得佛意，虽遵条文亦犯戒。”不仅如此，虚云和尚还特别强调，佛门弟子千万“不能以此藉口，而将如来所制戒律一概抹煞。各宜深入律藏，神而会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虚云和尚当时讲这一番话时，虽然已是百余岁老人了，可他的思维仍很敏捷，逻辑清楚，并从中反映出一定的朴素辨证思想。这的确是百余年来虚云和尚深入经藏，严奉毗尼，精进修持的结果。由于这样的认识，既忠实遵循于释迦牟尼佛当年制戒的本意，又较为准确地符合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佛教界的实际情况。这对于指导与推进佛教四众弟子更好地奉持戒律，深入修持的确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