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世界的东方几乎同时升起了两颗灿烂的巨星，那就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和儒家的奠基者孔子。他们所创立的两大思想体系佛教和儒学，对整个东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与儒家探讨的对象都是人，都提出了通过个体道德修养实践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方法。相比之下，佛教侧重于对世俗人生的超越和对个体终极圆满境界的追求，而儒家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个体修养与世俗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应该说，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佛教重在出世，但并未一概否定现实人生。为适应众生的根基，释迦牟尼佛也开演了以指导世间生活为主的人天乘善法。

佛教传来中国以后，为了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使佛教在有着深厚儒家文化底蕴的中国得以生根和发展，不少人都曾致力于对佛儒的会通。东晋著名的儒家学者、文学家孙绰作《喻道论》，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口号，站在儒士的立场，从思想上调和、会通佛儒；华严祖师宗密以“五常”（仁、义、礼、智、信）配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将佛儒进行类比。在一般人看来，更是觉得儒佛都是劝人为善，在世间法这一块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和考察就会发现，虽然同样是讨论世间善法，但佛教人天乘善法仍与儒家道德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本文着重从原始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与直接记录了孔子言行的《论语》这两部典籍进行比较，将佛教人天乘善法与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差异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建立的基础不同

佛教的人天乘善法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指出有因必有果，如影之随形。《增一阿含经》说：“夫人作善恶，行本有所因；彼彼获其报，终不有毁败。夫人作善恶，行本有所因；为善受善报，恶受恶果报。”认为所有的善恶行为都会形成果报，善业产生好的果报，恶业产生坏的果报。因果自作自受，即使父子亲人也不能互代。因此，每个人都应对自己身、口、意的造作负责。而孔子则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里的“天命”是指冥冥中操纵一切的主宰者的意志；“大人”指周天子及各国的诸侯；“圣人之言”就是文王周公相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君子”，是以对天命和周制的服从为条件，而统治者正是天的代言人。因此，孔子所说的道德，其基础实际上是统治阶层的意志。

佛教的善法以因果为基础，必然与人的具体行为息息相关。人们为了离苦得乐，必然要主动约束自己，断恶修善。不论国王或普通百姓，在因果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拥有特权。即使贵为一国之君，做了恶也同样要受到因果的惩罚。儒家的道德则不同，不论是谁，只要占据了统治地位，就可自称天子，堂而皇之地要求他人服从，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道德实际上已变成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时至今日，国人还常常将“民不与官斗”挂在嘴边。这种不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人性的践踏。究其根源，正是出自千百年来占据国人思想的儒家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