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含经》中，波斯匿王曾经问阿难：什么是善的身行。阿难回答说：“谓行身行不自害、不害彼、不俱害，觉、慧、不恶相助、得涅槃，趣智、趣觉、趣至涅槃。”可见，佛教所说的善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尊重众生，不侵犯或损恼众生，进而帮助乃至度脱众生；二是排除一切不利于自我修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佛陀在《杂阿含经》中指出有十种不善：杀生、偷盗、淫欲、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这些行为都会导致对自他的损害和生命的堕落，因此认为是不善，反之即是十种善业。

孔子则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仁”的标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把“礼”作为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孔子所说的“礼”是指周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他认为这种宗法等级制度是不可触犯、高于一切的。一切行为只要符合“礼”就是善的，甚至不需要看行为本身的性质。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即使父亲犯了罪，儿子为了尽孝道，必须隐瞒父亲的罪行。反过来，父亲也要隐瞒儿子的罪过。孔子认为这种互相包庇就是最公正无私的道德，臣对君也是如此。鲁昭公娶同姓女子为妻，违背了周礼，当别人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时，孔子却回答说“知礼”。直到别人指出鲁昭公违礼的事实，孔子也不分辩，只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自己把错误包下来，始终不提昭公的错误。

而佛教认为，凡对别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就是恶行，即使为了父母去行恶，同样也会受到苦报。《中阿含经》记载，舍梨子问梵志陀然：“若使有人为父母故而行作恶，因行恶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生地狱已，狱卒执捉极苦治时，彼向狱卒而作是语：‘狱卒！当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为父母故而行作恶。’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答曰：‘不也。’”可见，佛教并不认为伦理关系可以超越于因果之上。

以因果与轮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乃至要尊重动物的生命权利，不可以随便杀害它们。《杂阿含经》中，佛陀告诉准备杀生祭祀的长身婆罗门：“云何为身刀剑生诸苦报？谓有一大会主造作大会，自手伤杀尔所特牛，乃至杀害种种细虫，是名身刀剑生诸苦报。彼大会主，虽作是念，种种布施，种种供养，实生于罪。”如果不断除自心的贪嗔痴，而妄想以杀害众生作为祭礼来为自己求福，只会造下罪业，反增苦报。

但孔子则相反，认为礼比生命更重要。当子贡想把每月祭祀时用的活羊去掉时，孔子对他说：“赐也（赐是子贡的字）！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与佛教相比，二者的差别何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