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求法第一僧——朱士行

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年），有个名叫朱士行的汉族僧人，打点行装，从雍州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西行出关，不辞万苦，横渡沙漠，步行来到西域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当时，于阗是大乘佛经集散的地方，他果然在那里求到了日思夜想的梵本《放光般若经》九十六章。

朱士行何以要在当时交通条件异常不便、路多险阻的艰苦条件下西行求法呢？原来朱士行是颍川（在今河南省）人，小小年纪因为倾慕佛法，便出家当了僧人。出家后的朱士行，一心研习当时汉译佛经《道行般若经》，并在长安以汉族僧人的身份，为人讲解经中奥义，从而揭开了我国僧人开讲佛经的序幕。

随着研究讲解的不断深人，朱士行感到《道行般若经》的译文，有的地方读上去气脉不贯，好像有所删节，有的地方译笔有欠精确，造成意思模糊不清。就这样，带着好多遗憾，他下定决心，西行求取《道行般若经》的原本，重加翻译，以弥补当时这一译本的种种不足。

他求得《放光般若经》梵文原本后，由于当地声闻乘弟子的多方阻挠，直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方找到机会，让他的弟子弗如檀（法饶）把此经辗转送到洛阳，而自己则被扣在那里，再也未能返回中土，最后寂于西域，年八十岁。

《放光般若经》被送回洛阳后，又过了好几年，直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时，才由陈留仓垣水南寺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重新译出后的《放光般若经》风行一时，天下著名学者讲解此经，弘扬般若学说，无不把它奉为圣典。

在当时交通极其困难、面对茫茫的沙漠、方向莫辨的艰苦条件下，朱士行能破天荒地以出家人的身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行求法，其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不仅如此，严格地说，他还是我国佛教史上依照戒法成为比丘的第一人。虽然在他以前，我国已经有了出家僧人，然而当初的出家人，一般只是离家修持，并非真正的依律受戒，而朱士行的出家，则严格按照魏齐王嘉平年间（249一253年）刚传进中土的《僧祇戒本》，进行羯磨受戒。

由此，在我国佛教史上，朱士行便有了三个第一：第一次依法受戒成为僧人，第一次以中国僧人的身份开讲佛经，第一次西行求法。

“敦煌菩萨”竺法护

魏晋年间，有个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文字的月支籍僧人竺法护。曹魏末年，佛教寺院富于图像，缺乏大乘经籍传译，竺法护对此现状感到深深的遗憾，于是决定随师西游，取经弘法。他从西域取回大量佛经，回到长安，为他今后的译经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基础。

竺法护（约生活在3～4世纪），本姓支，梵名达磨罗察（刹），祖籍月支国人，迁居敦煌。八岁那年，小法护归依竺高座学习佛法，从师改姓为竺。出家后，竺法护刻苦修行，博览佛经，决心为宏阐大乘佛教，作出毕生的贡献。因此当他看到当时佛教界忽视大乘经籍现状时，便不辞万苦，跟着竺高座西行出关取回梵典。

从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到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的四十多年里，竺法护一度隐居山里，接着又在长安青门外建寺弘法，四方闻风远来从学的，不绝于途。此后，竺法护又遍游洛阳、酒泉、敦煌等地，一面传道，一面译经。晚年行踪飘忽，不知所终，据说活了七十八岁。

由于竺法护佛法高明，原住敦煌，所以人家都乐意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撰《道贤论》，因他“德居物宗”，故而又把他比作为竹林七贤中山巨源一类人物，可见是高士式的比丘。

按照僧祐《出三藏记集》载录，竺法护一生共译出佛经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几乎囊括了当时西域流行的所有佛典要籍。为此，僧祐总括：“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

在现存竺法护佛经译本中，最主要的有《光赞般若经》、《贤劫经》、《正法华经》、《大衰经》等。他所译的《正法华经》为《法华经》在中土的最初全译本；后来，鸠摩罗什新译本《法华经》流行天下，和竺法护所做先期工作在人们头脑里留下的印象不无关系。

竺法护的译经风格，由于基本按照“言准天竺，事不加饰”的原则，所以使人读来，大有“质辞胜文”的感觉。

当时，在竺法护的译经生涯中，有一帮助手为他作了好些执笔和详校工作。其中如居士聂承远、道真父子，弟子竺法乘、竺法首等，都曾对他的译经事业，作出过相当的贡献。聂承远对竺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等经中繁琐之处，加以整删；道真把竺法护所译经籍，汇编成目，名《竺法护录》（也称《聂道真录》）；竺法首并笔受《圣法印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