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本土化，早期的基督教就没佛教这么幸运。基督教传入中国并不是从鸦片战争才开始的，唐朝的时候已经从欧洲传过来了。西安有一块“大唐景福寺景教流传碑”，据其所记载的文献考证，当时的景教就是欧洲基督教的一个分支。那么早传入中国了，为什么后来又找不着了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在于缺乏群众基础，不像佛教和中国人打成一片。基督教初传中国，有很多苛刻的条件、限制和要求。因此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就被禁止传播了。元朝时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但元朝灭亡后又不得不中断。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他们又来了──舍不得放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到了清初又被驱逐了，因为他们不肯跪拜皇帝，也不让拜祖先、敬孔子。

当时不跪拜皇帝就相当于像现在的外交场合不握手不拥抱一样，是非常没礼貌的事情。中国人有敬拜祖先的习惯，每一个宗族都有祠堂，祠堂供奉着本宗族历代祖先的名字、灵位。中国人古往今来还有一种兴学的传统，孔子为民间兴学的先祖，所以人们都要供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圣像。基督教非但不跪拜皇帝，连祖先的灵位与孔子的圣像也不让挂。信众家里人去世不许诵经超度、做法会，不许立牌位，甚至将孔子的牌位给砸了扔掉。这与中国传统的习俗严重地相背离，结果皇帝生气了：“算了，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不但禁止他们传教，还把传教士都赶回了本国。这一断就是两百年。其实不是我们不接受，是当时他们自己工作没做好，不懂得本土化。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居士发心在外面弘扬佛法，而且他们教友关系处得也不好，老是干涉人家的家庭事务。宗教不能够本土化，问题就会很多。从这个地方看，居士的力量真是很重要。

脱离群众是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失败的根源；而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与基层民众打为一片是中国佛教过去的优良传统，也是佛教得以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最上法宝。然而时至今日，境况似乎正好颠倒过来了，基督教越来越重视对民众的传播，而佛教徒则越来越脱离大众。很多佛教徒都缺乏弘法的热情与对社会大众的关怀，不是“独善其身”就是“坐待上钩”。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当你逐渐脱离大众的时候，也是社会慢慢将你抛弃的时候。失去社会的基础，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每一个学佛人，都应该从过去佛教中国化的例子中得到新的启发，为解决时代问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以上从“居士对佛教护法的贡献，对寺院建设的贡献，对佛法传播和佛教学术研究的贡献，对佛教中国本土化的贡献”四个方面，略述了居士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位置和巨大作用。期望大家由此生起信心，知道居士的位置是多么重要，知道居士的身份多么可贵，不要轻视居士，更不能妄自菲薄。要充满信心，相信在家学佛也可以得到智慧解脱，也可以为佛教、为社会贡献巨大的力量！

四、居士学佛应有的基本理念

我们知道，无论印度还是中国，完整的佛教应由僧团和居土两部分人共同构成，“居士”是佛教中的最大信仰群体，在中国数量近亿的佛教徒中，绝大多数都是居士。佛陀所有说法都是为两类人讲的，而不是只对僧团宣扬。佛教居士的特征，除了具备基本的佛教信仰外，还有“身处俗世”和“拥有家业”的两个特别状态。居士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身份、环境为佛教，为社会做出特殊的贡献。

既然所有佛法都是对两类人讲的，那么佛教修学的方法就不止一条。在家居士修学佛法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走居士的修学方式，不要排错了队，与出家僧众的修学相混淆。

可是，居士学佛有太多的问题出现。有些在家居士弄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不了解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的环境，学习佛法很茫然，东打一耙子，西敲一榔头，看到什么“拿”什么，逮着什么“吃”什么，这造成不少入学有时日，获无多少。还有一些在家居士盲目地去跟出家僧人相攀比，法师学什么他也学什么，法师做什么他也做什么，这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多麻烦，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于是学得痛苦不堪。

这样的居士，佛法的好处他知道，所以舍弃不了；可是学得极痛苦，因此又十分烦恼。进也进不去，退也退不出，原地踏步，左右转动，这就形成了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犹如“啃鸡肋”一样左右为难的处境。这样的学佛，非但不会带来清凉智慧、安乐自在，反而倍增痛苦烦恼。

解决这些困惑与迷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地位，走自己该走的路，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做事情。这就是居士学佛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本次讲座的目的所在。先指出存在的问题，然后再解决问题。

这节课我们知道居士学佛要走自己的路，以后的课再把路一条条指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