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 勇

作为一名慈悲佛子，赵朴初以普渡众生为己任，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当他在“三反”中被人怀疑有经济问题的时候，当他家的亲人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当他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从事劳动改造的时候，当面对很多不懂佛教的人在对佛教指手划脚的时候，他总是报之以自己的“慈忍”之心。然而，当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立即变成了一个怒目金刚，一个热血斗士，无所畏惧，勇猛前进，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他主张坚决，爱憎分明，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的内心襟怀。

早在大革命时期，年轻的赵朴初目睹在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苦难，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早年在上海，圆瑛大师“出世犹垂忧国泪”、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举动以及鲁迅、马相伯、吴耀宗、沈钧儒等人献身真理、献身国家、献身人民的言行，都给了赵朴初极大的影响，成为赵朴初效仿的楷模。谈及他的爱国行为，他的夫人陈邦织讲过：“在赵朴初的心中，爱国心和佛教的慈悲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使他成为一个坚定而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正是对众生的慈悲，培养了赵朴初一颗无比忠诚的爱国爱民之心，又正是拥有了这种无比的忠诚，又使他具备了一种大无畏的勇士精神。1937年，当日军的炸弹落在上海街头，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带领成千上万的难民觅地安生。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寇周旋，把难民送往新四军，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上海的汪伪势力以名利诱惑、拉拢他，他毫不为所动。他反对国民党反动独裁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运动。在那种白色恐怖中，他收留、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通过各种关系为解放区购买药品，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如果他没有佛教徒自利利他的奉献精神，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胆忠诚，他是做不到这些的。

建国后，赵朴初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积极与邻国开展民间外交，把和平的种子撒遍世界。在印度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有人公开反华，他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予以驳斥，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坚决反对境外势力试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罪恶图谋，拥护中央关于藏传佛教的工作。他积极组织开展对两岸四地的佛教联谊工作，同破坏祖国统一事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事件中，他多次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邪教”。香港回归的日子，他每天抄录林则徐词以表庆贺。1999年5月，他亲自送佛牙赴港供奉，按他的年龄和身体，绝对不宜长途飞行，但为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他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在他生命垂危之时，还念及台湾的老友故旧，心系祖国统一。

在新的历史时期，赵朴初对国家与人民的忠勇，又被他赋予了新的内涵，化成了新的行动。他响亮地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口号，意思就是使国家得到净化、美化，使大众获得利益和安乐。他在很多场合，提出“知恩报恩”的思想。特别是要求广大学僧们，常怀“知恩报恩”之心，常存“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之心，这样才能增长福德，减少过失，否则，专为个人名闻利养，不仅成不了器，甚至会招来不好的果。他自身更是无时不在践行着这些口号和思想，为广大佛教徒树立了榜样。

(摘自《报恩》2009年第4期 余世磊)